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在文學館聽講座。今天我請來的主講人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吳岩老師。他給大家帶來的演講題目是“中國科幻思想的流變”，有請，大家歡迎！主講人：
在上個月的報告中，我已經跟大家分享了中國科幻文學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並講述了過去100年裏，這一文學領域都出現過哪些有趣的現象，有哪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作品。我特別提到，這100年是中國科幻文學發展風風雨雨的100年，是起起落落、斷斷續續的100年，是許多具有天才的作家用自己的勇氣進行嘗試又跌倒的100年。
那麼，為什麼科幻文學的命運會這麼坎坷？在今天全球化的科技和商品的時代裏，科幻文學在中國是否有光明前途？我們已經在上次講座中討論了外部環境的多種制約因素，但外因終究要通過內因起作用，中國科幻文學發展和起伏的內因就是到底我們心目中的科幻是什麼？是否這種文類的定義或定位，影響了科幻文學的跌宕起伏？
我今天就想回答這個問題。主要想談兩方面：首先，中國科幻思想中曾經出現過幾個較大的派別？其次，對於當前的中國，科幻思想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
中國科幻思想的四股“脈動”
從上世紀最初的幾年開始的中國科幻文學發展歷程中，大致有四個特別重要的思想時段。出現過四個特別典型觀點。我把這四個觀點分別稱為文化先鋒派、科技先導派、科普教育派和社會反映派。
文化先鋒派
文化先鋒論產生於從晚清到五四前後這段時間。這一時期的思想特色，是將科幻小說當成一種文化先鋒的有效工具，企圖用這樣的新小說、新文學更新中國人的心智，開啟中國新文化的大門。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和魯迅。
讓我們回顧上次所談到的一些事實。我曾經講到，西方的科幻文學是在恰當的時間產生的恰當的作品。當科學技術革命改變現實的速度加快，人們對這種速度感到緊張、焦慮的時候，一些特別超前和敏感的作家把他們的感受寫在作品中，便形成了科幻的雛形。但是，在中國，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封閉的天朝帝國，科技的發展沒有超越人們感受的限度，因此，不會自發產生科學幻想文學。直到有一天，當西方的炮艦轟鳴著打開中國的大門。強迫性的現代化進程方才正式開始。
眾所周知，中國與西方文化碰撞的過程是非常複雜的，至少經歷了三個時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894年中日戰爭這段時間，中國人明白了世界的真實面貌，但仍然頑固地抱住過去的一切不放。在思想文化界，所謂的“中體西用”成為了基本綱領，就是說，在形而上的方面，儒文化體系不被動搖，而在技術層次可以引進西方科學。由於科幻中不單單保存有對科學技術的引用，更多故事展現了西方人文思想和社會生活，因此，這一時期雖然大量翻譯科普和科學著作，但科幻小說不在引進的行列。
及至1895年之後，中體西用徹底破產，人們才認識到，東方的價值體系和核心思想本身也存在著問題，因此，從1895-1915社會進入到“改革中體，以用西學”階段。在這一階段，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人們越發感到，保存對體制的幻想是錯誤的，要從更深的層次上進行文化革新。只有在這樣的時代裏，才具備了科幻小說進入中國的基本土壤。土壤一有，立刻就有人開始下種。1902年，梁啟超和魯迅同時站出來開墾科幻的處女地。
梁啟超的科幻文學活動“暴露”於1902年。是年，他不但在自己主編的《新小說》雜誌連載《新中國未來記》，發表翻譯小說《世界末日記》及譯後記，還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論文中，為中國小說界革命進行佈局論證。次年，他發表了翻譯小說《十五小豪傑》。
《新中國未來記》是一部以政治科學為主題、暢想中國未來政治發展和政治未來的科幻小說。小說發生時間是不太遙遠的未來—孔子降生後2513年，即西曆1962年。“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的一次“維新五十年大祝典日”，這一天，萬國太平會議在南京召開，各國全權大臣齊聚金陵，簽署“太平條約”，參觀萬國博覽會。而博覽會除了展覽，還有一系列高等級學術報告會。孔子的“旁系”後代、76歲的孔覺民先生主講的《中國近六十年史講義》。時間的遠投和空間的改造完成之後，小說進入“政論”。在隨後的四節中，有時記錄講演全文、有時記錄兩人對談、還有時記錄事件過程。而所有這些，都是在嚴格的說理、辯爭、甚至論述上的認知性表達。作者是特意將邏輯因果的相互關係在作品中凸現，以強化小說的科學思維。例如，作者在談到國家如此昌盛，享有如此榮光的時候說，有三件事是導致中國發展的“前提”，這三件事是嚴酷的“外國侵淩”、執著的“為國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業”之志士情懷和“能審時勢，排群議，讓權於民”的賢明君主。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六個時代中，預備時代從聯軍破北京時起至廣東自治時止）；分治時代從南方個省自治時起至全國國會開設時止；統一時代從第一次大統領羅在田就任時起至第二次大統領黃克強滿任時止；殖產時代從第三次黃克強複任總統領時起至第五次大統領陳法堯滿任止；外競時代從中俄戰爭起到亞洲各國同盟會成立止；雄飛時代從匈牙利會議後到小說所撰寫的時間止。六大時代完成了從心理準備到付諸行動、從政治進步到經濟發展、從內部建設到外部競爭這一系列牽涉到行動科學、政治科學的邏輯體系。兩部翻譯作品中，一部從宏觀的視角，觀察了地球、太陽及人類的興亡。第二部從少年的身上，看到勇敢、堅毅、敢拼搏和梁啟超心目中一系列政治理想的實現。
梁啟超的著作和譯作構成了中國早期科幻文學的一個豐富景觀。他對中西文化的相容、對科學和未來的思考、對文學的全面發展，都進行了精心設計和自我實踐。雖然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但他的科幻貢獻，需要做更多深入的分析。他所主張的哲理科學小說，是一種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為主要內容，能夠“傳達高深的科學學理”和“哲學思考”的作品。
魯迅與科幻小說的關係，也是從1902年開始的。當年，他將凡爾納的小說《月界旅行》次年，魯迅繼續在《浙江潮》刊登新的凡爾納小說譯本《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為章回體小說。除標題外，作者嚴格按照原文的內容進行翻譯，沒有象梁啟超那樣根據自己喜好進行名詞轉移。準確的翻譯風格恰當地傳遞了凡爾納《月界旅行》的基本精神。
魯迅的科幻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為《月界旅行》撰寫的《辨言》。《辨言》總共四段。第一段從自然歷史開始，然後進入人類文明，再從人類文明返回自然，指出人類達到探索宇宙的文明水準其實障礙很多。但由於人類中的一小部分具有探索精神，所有才能勇往直前。科幻作家是以“尚武之精神，寫此希望之進化者也”。第二段重點談論本書原作者的基本情況和對他的評價。第三段作者巧妙地將科學作品和歷史作品對立構成一個體系，認為科幻應該拋棄科學讀物那種使人厭倦，使人沉沉入睡的特性，要學習歷史小說那種親近讀者的寫法。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導中國人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在第四段，魯迅談到了小說翻譯中的一些細節。他提出科幻小說應該“經以科學，緯以人情”。
以梁啟超和魯迅的思想直接引導下的文化先鋒範式有如下特點。
首先，這是一種以代理人方式對中國文化進行的西方化的強迫。這些代理人多數曾經出國，接受過西方文化。他們反思和批判東方文化。具有一定的話語權，能辦刊物和出版書籍，進行呐喊。
其次，清末民初科幻理論工作者強調科幻文學在文學創新、小說革命中的地位。認為科學文化的引入，影響著中國文化的變革。這在當時應該是相當可能的任務。在國族想像建立的時候，文學確實可以具有上述目標。但過分沉重的負擔，也可能導致其衰落。特別是當作家不能承受這種厚望的時候。
第三，早期科幻理論工作者對科幻的定義方式，通常是內容加功能。這裏的內容，指科幻應該描寫些什麼，例如格物致知。而功能則是中華文化的變革。這種功能與內容混合的定義方式，使功能常常代替內容。不適當地給功能更多位置。這也是後來常常發生的功能勝過內容狀況的初始原因。
第四，早期科幻的實際上包含了討論未來的烏托邦小說、講述科技發明的小說和進行教育啟蒙的小說。由於理想靠近政治，科技發明的效果靠近神魔、啟蒙靠近倫理，晚清科幻小說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能跟中華文化無縫對接的開放體系。正是由於這種開放性，導致了晚清科幻豐富多彩。
第五，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西方學科體系在中國逐漸被接受及西方學科觀的形成，科幻理論工作者對科幻文學在文化先鋒方面所抱的期望開始下降，但研究科幻的思路卻逐漸跟學科中更加具體化的背景相互結合，這導致了從自然主義定位科幻以及從科學普及上定位科幻的嘗試。但是，與早期文化先鋒派對文學所形成的影響相比，後期的這些變化並未對整個文學領域造成強烈衝擊。
科技先導派
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國的文化事業和科學事業從戰亂中得到恢復，科幻文學在長期停頓後重新登上歷史舞臺。此時，由於中蘇之間的睦鄰關係長足發展，蘇聯科幻小說大規模被引進。從1952年到195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和其他相關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大量蘇聯科幻小說。在此同時，凡爾納選集共八部也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56年，以俄文原版為基礎的《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社發表鄭文光的譯作《談談科學幻想》，該文對蘇聯模式的科幻功能論進行了較完整的陳述。文章寫道：“教科書敍述著有益事物，給我們知識，文藝作品使我們思考，科學幻想作品則教我們去想像未來。”作者認為，蘇聯的科幻文學，是嚴肅文學中的一種，而不是流行小說。因為，蘇聯正在進行著人類前所未有的偉大共產主義嘗試，“在這樣偉大的行動中，科學幻想作品完成了它巨大的作用，它啟發著人類的願望，向科學家指出研究課題。作家並不是想預言未來。他只是啟發人去朝向科學的願望，朝向理想。
由於蘇中友好協會的強烈推薦，蘇聯科幻理論讀物《技術最新成就與蘇聯科學幻想讀物》被餘仕雄和余俊雄兄弟翻譯成中文，並由科普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蘇聯科幻理論彙編集，主要撰稿人之一略普諾夫是蘇聯文學理論家，不單單對科幻作品進行批評，同時也做純文學批評。布•略普諾夫指出，科學工作者對未來的想像是什麼？科學幻想讀物負有回答這個問題的使命，並且正在回答這個問題。幻想作品中所描寫的、已經實現的事物，在科技中不過剛剛有眉目，因此往往推動發明家去解決問題。文集中第二篇文章，是斯•波爾塔夫斯基的《論科學幻想作品中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1959），該文寫道：科幻小說作家需要解決如何表現“未來人”的問題。他認為凡爾納是浪慢主義、樂觀、有科學預見的典型，而威爾斯則是現實主義、悲觀、較少科學預見的典型。與此相比，托爾斯泰的小說《阿愛裏塔》則是創造性與想像力的雙重勝利。一方面作家撰寫了人類依靠科學技術去征服宇宙，而另一方面，作品又以人為主導，以技術作為從屬。作者認為，科幻作家應該根據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的看法去研究如何描寫未來的人。而這裏所謂的未來之人，指的是在階級消滅之後、人的空閒增加，而創造性活動成為了人的主要活動。
筆者認為，蘇聯科幻理論的引入、科幻作品的翻譯和凡爾納科幻作品的廣泛推廣，導致了中國科幻理論的重構。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強調科幻應該是科學發現的先導，應該撰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人。1958年，鄭文光在《往往走在科學發明的前面—談談科學幻想小說》一文中就全面展現了這些觀念所造成的影響。作家在這篇文章中首先他定義了科幻是一種描寫未來的文學式樣，這種文學應該跟科學具有緊密的關係。但是，鄭文光巧妙地防止了科幻小說墮入科普的危機。他寫道：“然而，這絕不是說，科學幻想小說是未來人類的生產活動和生活的最精確的預言。”不尋求精確，也就意味著科幻也允許在技術問題上違反科學（原理）。其次，鄭文光指出，科幻的感染力來源於小說的故事、文字、形象和其中的精神力量。第三，在討論如何更好地繁榮科幻事業時，鄭文光認為科幻的閱讀需要指導，此外，他還對當前的創作現象進行了若干批判。
這一時期的科幻理論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對先前理論的忘卻。在提到文化先鋒論觀點時，只有魯迅的觀點仍然會被提到，但卻強化其中的科學普及成分，放棄其中的文化革新成分。梁啟超等人則再不會談及。
其次是全盤蘇化。由於蘇聯科幻理論的強力進入，中國科幻理論家和作家基本上放棄了思維方面的主動權和獨立性，從對具體作品的看法上到對整個文類的理解上，科幻理論工作者全盤接納了蘇聯科幻理論工作者的結論。
第三是強調科學先導性。這已經給科幻設下了陷阱。科幻作家不是占卜師，無法預測未來，科學家也做不到這一點。強調科幻小說的先導性，無疑將斷送科幻創作。
第四，擁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生活。要為五年計劃或七年計畫服務，要描寫人與自然的鬥爭，這無形中將科幻中的社會生活簡單化，少兒化。因此，這一時期的科幻作品無一例外，都為少兒創作。
第五，作品範圍縮小化。把批判現實、甚至批判資本主義現實的作品刪除。這也導致了科幻文學喪失對科學和社會的監督、批判功能，使科幻作品繼續簡單化。
這樣的理論到底能產生多少像樣的作品？創作狀況作出了良好的回答。沒有一部長篇產生！沒有一部作品可供成年人閱讀的作品產生！多數小說如《割掉鼻子的大象》、《大鯨牧場》或《布克的奇遇》一樣謳歌了共產主義的未來。雖然這些小說是非常好的兒童故事，但故事國內的未來生活顯得那麼淡薄，那麼幼稚，那麼整齊劃一。局限了科幻表現生活的豐富性，就失去了它在文學領域中的廣闊天地。
從科普教育派到反思社會派的轉型
在經歷了文革的長期動盪之後，科幻小說終於從文化廢墟中再度復蘇。1976年，科幻文學重新走上歷史舞臺。葉永烈、鄭文光、童恩正等先後推出了《小靈通漫遊未來》、《飛向人馬座》、《珊瑚島上的死光》，獲得了讀者的廣泛歡迎。但是，此時此刻，人們對科幻文學的認識，卻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一批人從前一階段科技先導理論下繼續退縮，將科幻小說的功能變成科普教育。
例如，蔡景峰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科學幻想作品是對兒童灌輸科學知識的一種好形式。作者甚至認為，小說不應該留下任何懸疑，這樣才是對孩子負責。在這方面登峰造極的還有《中國青年報》的《科普小議》專欄，幾乎每期發表一篇批評科幻文學的雜文，指責某個作品不科學、反科學或偽科學。“科學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是這個專欄的口號，“靈魂出竅”的文學，是他們對科幻小說的諷刺。力圖將科幻小說全面拉向科普讀物，以批判科學錯誤為名，狠批科幻小說幹預社會。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姓科姓文”之爭。
但也恰恰是在這樣的時刻，長期從事科幻創作的作家們對蘇聯模式表示出極大的質疑。童恩正最先指出，科幻小說不是科普作品，因為它的目的不在普及科學知識。這裏，科學只是服務於故事的手段。科幻要遵循文藝的規律而不是科普規律。此外，文學作品和科學作品之間，有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區別。那麼，科幻小說如果不是普及科學知識，到底跟科學有怎樣的關係？童恩正自己也不能完好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讓步性地認為，如果說要普及，那就是普及一種科學的人生觀。
從今天的角度看，這個想法並不具有特別的創新價值，但在被簡化了的蘇聯模式長期統治的中國科幻文學界，這一觀點是爆炸性的。對多數評論者來講，這樣的觀點無意於一種異端邪說。《中國青年報》嘲笑這個想法是“靈魂出竅”。而對於長期處於創作困境的作家，這個觀點無疑打開了自由的大門。在那一個時代裏，科幻作家全面支持童恩正的觀點，甚至對此有所發揮。金濤指出：“當然，我並不懂什麼是科學幻想小說。但是，我認為，它和其他的小說除了描寫的題材不同之外，並沒有更多的特殊之處。科學幻想小說的手法儘管千變萬化，不斷創新，然而它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執著於現實，尤其是立足於今天的活生生的現實……”。
這個時期，勇於嘗試的作家撰寫了關於社會生活的反思性作品。這些作家和作品包括金濤的《月光島》、魏雅華的《我決定與我的機器人妻子離婚》、鄭文光的《地球的鏡像》、《星星營》、《命運夜總會》、葉永烈的《腐蝕》等。反思現存的世界，讓科幻文學表達更加複雜而真實的社會生活，是這一時期科幻作家們的集體取向，而也恰恰是這種取向，使中國科幻小說得到了世界的注意。但是也有人對此“特別憂慮”。從1984年起，借助清理“精神污染”運動的機會，中國境內的科幻小說受到了嚴格的出版限制，創作再次進入冰河期。
回顧這一時期的思想交鋒和創作突圍，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文學類型到底是否應該按照自己的特殊存在價值去自由發展，已經被鮮明地提出並擺在了作家面前。而此前的近80年時間裏，科幻文學一直聽憑理論家的擺佈，藝術自覺的喚起，是這場科幻小說爭論最為直接的導火索。我們不能過分苛求科普教育派別的理論家，他們按照科學普及的基本思路演繹科幻作品，必然會得出科幻小說早已超越了預警線的驚人結論。
在我看來，科普作品是一種圍繞科學的語言和知識霸權所構造的一類文本，科普作品的主要書寫目標，是要確立科學的霸權地位。換言之，科普作品是科學霸權的僕從。但科幻作品卻與此完全不同，它是作家對科學技術引發心理變化的感受，是一種文學敍事，作家有自己表達對科學和未來的種種不同感受的權力和能力。雖然科普的視野之下也能創作出成功的科幻小說，象顧均正的《倫敦奇疫》、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等都是這樣的作品，但更多的科幻作品並非科普的工具，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科幻不但能表達人們對科學的感受、對發展的擔憂、恐懼或欣喜，更能反思科學與人生觀、與日常道德倫理的矛盾，更能對追求物欲、追求超越自然和戰勝自然這種短期目標的享樂主義進行批判。這一時期對科幻文學認知的反撥，不但是一種革新，也是一種回歸，因為只有在科幻文類獲得全面自由的基礎上，文化先鋒、科技先導、甚至科普教育這樣的功能才能全面實現。科幻恰恰是所有這些功能的總和。
當然，這是時期的創作也存在著很大問題。例如，過分強調科幻小說要關注現實，導致了科幻損失掉原有的那種想像力和浪漫主義情懷，過分強調批判現實，容易走入實用主義，容易形成新的工具論。再者，當作家把自己置於整個大文學的排行榜上的時候就會發現，長期蹲在兒童文學和科普創作園地中耕耘，已經使他們的的思想變得簡單，處理問題和表現問題都容易淺薄化。舉個例子。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有內在的焦慮，新時期文學焦慮地解決現代化和個人的問題，而中國科幻從來沒有出現過焦慮。科幻作家只看到了作品形式的新穎性，沒有找到自我焦慮到底應該從哪里獲得。
中國的科幻文學再一次經歷了起伏之後，於90年代逐漸重返人世。這一次，商品經濟的大潮開始衝擊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鄧小平南巡講話，讓許多意識形態爭議退位於經濟規律。而讀者對科幻文學的渴求，使這類文學作品再度得到市場復蘇。
90年代之後的科幻觀念，變得非常多元化。在這樣的時代，已經沒有一個理論能夠囊括所有創作現實，而每個作家用自己的創作本身所展示的恰恰就是科幻可能達到之新世界的邊疆。由於此前科幻理論主要掌握在科普評論家、兒童文學評論家和作家自己手中，此時，讀者和文學批判者參與進來，構成了全方位的科幻思想的空間。陳平原、孔慶東、葛紅兵、王泉根等文學工作者和陸甬祥、白春禮、潘家錚等科技工作者都對這一文類發表了很好的意見。而北師大還開設了相關研究方向，並招收了碩士研究生。
以上我們回顧了科幻文學理論的幾場脈動，那麼，在今天的中國，科幻文學理論研究到底應該解決些什麼問題呢？
未來科幻理論的發展走向---從現代性角度全方位觀察科幻
從西方文學的歷史來看，科幻文學的出現，本身就是西方社會成員緩解現代性衝突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文學的形式展現資本主義的種種現象，展現科學與未來對現實的雙重入侵，把自身的焦慮投射到小說的人物和故事當中，並由情節的發展，尋找解決危機、解決焦慮的跨越路徑。一些人的路徑顯得光明無比，凡爾納、阿西莫夫和波爾都給出了以科學發展、技術進步方式作出的解決，而另一些人則表示未來之路有些艱難，存在著許多障礙，稍微不慎人類的文明可能全軍覆沒。雪萊夫人、威爾斯、奧威爾、赫胥黎等的作品就是舉起悲觀路牌以使世人懸崖勒馬。
西方科幻文學的確不是什麼科學普及的作品，它是包含有強烈烏托邦/惡托邦元素、全方位展現現在化過程中問題與期望的作品。科幻小說一方面是現代化過程的描述者，一方面反過來通過作品參與到現代化進程，這些作品包含有種種不同的發展觀念，激勵人們投入方向不同的行動，在多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中進行有效的選擇。在保守的意義上，它讓人享受現代化過程可能得到的成果，在驚奇的陌生化敍事中獲得美感和撫慰。就象小說在西方社會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樣，科幻小說也在當代社會生活和文化進程中起著自己的作用。
事實上，中國科幻小說創作也在生動地展現現代化進程的種種矛盾和現象，但是，這個進程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後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為了拯救民族、為了獲得生存和發展，第三世界國家也需要自己的現代性描述，也需要自己的科學文化，也需要自己的烏托邦想像。這樣，在中國科幻文學就從緩解衝突的治療性文學，變成了增加衝突的革命性文學。
從理論上看，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就應該比西方科幻文學發展更加艱難。因為西方科幻小說作家僅僅要處理新舊的對立，處理科學認知體系如何拯救/破壞世界的問題，而中國科幻小說則必須把西方科學文化、中國現實需求和東方古典文化三者的衝突都傳達出來才行。我們剛剛看到的四個派別，其中很多都受到了中國必須趕超世界強權的現實因素的影響，但是，這種趕超不是把科學當成法術，當成道術，也不能象西方作家那樣對科學認知過程侃侃而談，談多了讀者就會睡覺。
坦白地講，所有其他小說類型都可能存在著一定的中國文化基礎，而科幻基本上一點基礎都沒有。因此，撰寫科幻要做大的創新，因此，它勢必是發展緩慢的文類。加上早期作家的科學素養缺乏，導致最後失敗失敗的例子屢見不鮮。寫一半的、寫太短的、混亂不堪的情形比比皆是。這也從另一個角度上證明，第三世界現代化過程本身就是計畫不周全的過程，再加上我們國家的建設就曾經走過那麼多彎路。
西方科學文化在這裏遭遇的除了中國的現實需求，還有如何面對東方古典文化的問題。這種古典文化具有“陰陽五行”這樣的人與自然關係的獨特系統觀念，有對自然現象道德化的基本取向，有將技術過程貶低為手藝而歧視的科技形而下觀念，有中國傳統文化至上論等。正是由於上述這些中國傳統觀念的存在，中國科幻小說的撰寫就變得特別艱難，特別複雜。在當代傳統文化復興的過程國內，對西方的文化抵抗與排斥也重新出現，這也構成了一種新的科幻景觀。
我覺得，科幻仍然是一種先鋒性的東西，它是內容上的先鋒，不是形式上的先鋒，這恰好使它跟現代主義文學的那種先鋒性形成對稱。科幻的這種先鋒性一方面可以作為全面分析文學狀況的立足點，另一方面也能形成一種自我鏡觀。韓松的新作中，就對中國文化的孤芳自賞進行了批判。當然，不是說對科幻小說就不要形式上的先鋒。我覺得，西方國家60年代的新浪潮運動，就是對現代主義文學的補課。而當前中國作家採用西方形式承載和攜帶東方文化，也出現了非常有價值的嘗試。象這些年一些青年作家在歷史題材的處理上，就特別有新意。這些作品包括潘海天的《偃師傳奇》、錢莉芳的《天意》、阿越的《新宋》等。當然，中國的現代主義不是西方的現代主義。
從理論的角度看，我們反對再度把帝國主義文化（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概念強加到中國的創作和批評。在後殖民理論出現之後，這種反對更有理論價值和針對性。但是，在現實的體系中，這種說法很難實現，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地就先入了被殖民的狀態。我舉個例子。在西方科幻從產生時期起，就是軟性的、弱性的，是一種被壓迫的邊緣文學。它和主流文學之間確實具有一種主次的權力關係。但是，在中國，科幻文學本來是文化先行者放上神壇的一類文學，而科學則更是至今仍然佔據神壇霸主的地位上。可近年來，在商品經濟的時代，中國的科幻文學卻屢次被打入大眾文化、通俗文學的範疇。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把科幻當成一種“不通俗的通俗文學，不大眾的大眾文學”，這其中，有創作方面的問題，更有對西方分類學的直接套用。
中國科幻文學本身的現代性尷尬，能引發我們思考，它質問科幻到底是代表誰講話的？
我以為，在三種文化的矛盾中尋求突圍，尋求跨越，是科幻理論工作者和科幻作家當前必須完成的任務。不要以為90年代之後什麼都好了。也未必如此。在我看來，中國科幻文學比西方的科幻文學要脆弱得多。不恰當的現實主義、過分浪漫的理想主義、泛意識形態、文學版圖中的霸權體制、泛商業主義、加上作家的幼稚病或妄想狂，都能在瞬間殺死中國科幻。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天進行下去，有關科幻文學的種種問題就一天必須提請我們的注意。
中國作家在科幻文學中的自覺是很晚才發展起來的。作為一種文學類型，它可能仍然在孕育之中。但是，歷史是否能繼續給中國以時間，去繼續分娩這個新生兒呢？一個事實是，我們的時代正在從現代社會進入後現代社會，後現代會一勞永逸地解決科幻的全部問題嗎？或者，在這樣的境況下，的科幻文學還有生存的空間嗎？
面對後現代性的超越
從上世紀中葉開始，科技發展已經導致了工業社會向資訊社會的轉向。而資訊社會所造成的知識爆炸，已經將未來無限地擠壓到現實，甚至超前於現實。這樣，傳統的那種科技變化影響社會、在先行者心中引發焦慮並創作出科幻作品的基本就逐漸消失消亡了。從某種意義上講，從1818年開始的那種科幻文學正在接近尾聲。
未來和科學大幅度地嵌入了我們生活的現實，有很多發人深省的例子。人和機器之間已經出現了難以區分的界限。英國女權主義哲學家哈拉維認為，我們現在都已經是機器人（賽伯格，cyborg）。因為我們的身體上或多或少都已經嫁接了人工造物。生活在機器人的社會我們卻全然無知！後人類的現實正在蔓延。再者，也許10-20年以後，資訊爆炸的速度很快就會衝擊人類心理的極限。到那個時候，我們將如何在地球上生存？美國宇航局的科幻作家佛諾•文奇說，“奇點”到來的時候，我們這樣的人類就會滅亡。在這樣的時刻，科幻文學又會走向何方？這些都是後現代科幻理論家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
在短期，科幻作品中提供的故事可能還會彌合讀者與現實的裂痕，起到心理治療作用。科幻小說憑藉它的陌生治療、奇景治療、歷險治療、勇氣治療、感情洗禮、愛情治療，給人心靈一定的撫慰，讓人最終能從當代生活的震顫國內解脫出來，並痊癒後回到現實。讀者閱讀了科幻小說中提供的1000種方案，就會更好地應對現實出現的第1001種可能。但是，從長遠講，這種寫作方式已經走到了時代的盡頭。科幻文學必須在資訊時代和後現代的文化狀況下給出自己變革的答案。
我剛剛提到了後現代文化的問題。這是跟資訊時代相關的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革方向。這個方向上也有諸多必須考慮的問題存在。例如，在一個後現代的社會裏，啟蒙以來所宣導的宏大敍事已經完全崩解，作為中國現代化這一宏大敍事組成部分的科幻，該如何繼續？再例如，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普遍同一化的時代，科幻文學又該追求些什麼？還有，在後現代的討論中，科學是否是我們通向更好世界的唯一通路？這個問題上也存在著很多爭論。換言之，科學本身的合法性存在著質疑。那科幻文學作品到底應該怎樣表達世界的變化？
其實，“主流的”中國文學也面對著這種種不可解答的難題。雖然每年出臺的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仍然在按照古舊的價值觀挑選著入選作品。但我認為，這樣的評獎早晚會走到盡頭。中國必須面對現實，面對未來。主流文學越早面對這樣的現實越好。
相比之下，也許科幻文學比主流文學的日子還好過一些。主流文學主要在一個傳統的小圈子內思考亙古不變的人性，而科幻文學卻還享有向外拓展的更大的空間。她可以面向宇宙，可以去發現新人類，可以找到合理的方式處理未來。在這方面，科幻文學所提供的敍事策略，所提供的種種可能的經驗，所提供的更大寬容度，也許恰恰能拯救主流文學。
如果他們做得好，那麼，作為人類面對明天、面對未來的“尖刀班”，科幻作家將有幸第一批闖入後現代和後人類的世界，搶佔文學未來的全新空間。
主持人：
吳岩老師以對“四派”的分析論述，講了中國科幻思想的“脈動”，最後一部分講的是科幻理論研究如何走。從中大家可以發現一個意味深長的思想文化現象，就是在不同的時段，科幻的發展路徑與思想流變，也是意識形態的晴雨錶。但它一直在波動中前進著。
我是科幻的門外漢，聽吳岩老師演講本身對我也是個學習的過程。談點兒可能不成熟的想法，就教吳老師，就教大家。
第一，雖然不懂，但我對科幻小說的前景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我們已把“科教興國”定為一項國策。簡單來說，有“科”就一定有“幻”。其實，倒常常是先有了“幻”，而後有“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人類自古就有像鳥一樣飛翔的夢幻，直到萊特兄弟發明瞭飛機，“科”把“幻”變成了現實。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當飛機這一科技發明用於戰爭，它就變得殘酷、血腥，成了屠戮生命的機器。二三十年代英國有些著名作家已在積極思考機器對人類的異化。從目前來看，有理由認為，科幻小說已成為文學多元生態下的一個物種，也許還不十分健全，但也許已是在健康地發展並成長著。
第二，吳岩老師說到，科幻小說不是簡單的科普作品。它一樣可以是反映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思想、文化等諸多元素的一種藝術的文本載體。說它是藝術的，意味著科幻小說到底還畢竟應該是文學的，它不從屬於科技。是文學，就要寫人性、人情的矛盾、複雜，寫世態的紛繁變化。因為科幻小說寫的是小說，而不是科技展覽。即便未來科技再進步，它也不會泯滅掉人性。因此，我喜歡科幻小說中“幻”的人物也要有性格，不喜歡只是一味追求“科”的怪異。
事實上，科幻小說的素材比比皆是，它不一定非得源自科技領域，它同樣可以來自人們的日常生活。我想到一個，不知有沒有人寫過。如果把現實生活中許太多人都會遇到的婆媳這對兒幾乎是永恆的矛盾關係問題，注入科幻的元素，寫成科幻小說，相信一定有趣。如果沒人寫過，在座的朋友可以去嘗試，沒准還能獲獎。
吳岩老師強調的一點很重要，即作家具有了科幻思想，才能寫好科幻小說。怎麼有科幻思想？現在也可以來文學館聽講座了。
還有一點極為重要，要給科幻小說減負，別讓它承載太多非文學的元素。科幻小說既是文學，就該讓它首先遵循文學創作的規律，並以此來衡量它。
最後一句話，竭誠歡迎科學與未來的入侵，但也許我們需先具備些免疫力。
一點兒想法來自吳岩老師，讓我們感謝他。
（本文選自吳岩 「幻想的邊疆」2009-06-10 發表的紀錄）
吳岩在北京文學館講座：中國科幻思想的流變（2009年5月10日）
主持人：傅光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
主講人：吳岩（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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