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作家部落格

 
第一時期：晚清到新中國建國前夕
 
    由文化先行者的強力推薦，由翻譯者所提供的譯文的借鑒，中國科幻文學的創作從上上世紀初在本土產生，且立刻進入了一個繁榮時代。據悉在當時的主要小說雜誌上，幾乎都可見到科幻小說的影子。創作勢頭兇猛的同時，出版的脈動性也很強。如間歇噴泉似在一段時間中聚集起非常豐富的作品。對這些作品目前還在發掘之中，而對瞭解這一時段科幻文學的全貌，是一項非常值得的工作。

    這一時期參與創作的作家較多，且來源各異：政治領袖，文化領袖、通俗小說作家等都有介入。當然，也有少數真正具備科學訓練的作者的參與，但數量相對較少。

    我們還是從源頭談起。1904年，荒江釣叟出版《月球殖民地小說》。次年，東海覺我（徐念慈）出版《新法羅先生譚》。這兩部作品，比較無可爭議地成為了中國早期科幻小說的起始點。其中前一部小說具有凡爾納地理探險風格，但最終目標是月界旅行。小說是章回體的，的社會生活背景扎實可靠，前面數回撰寫得華麗細緻。可惜後面部分逐漸混亂起來，而且最終沒有將這個包容著中國政治、國際政治、科技發展、愛情家庭關係的複雜小說完成。後一部小說是承接德國童話《閔希豪生歷險記》（當時的翻譯為《法螺先生譚》和《法螺先生續譚》）所創作的續集。但續集跟前面的國外作品毫無關係，完全是借用名稱而使讀者產生想像的創作。小說具有威爾斯《時間機器》的風格，先將科學原理呈現出來，再以此原理運行科學探險。主人公在強風中借用離體經驗到達行星世界和地心世界，觀察了各種世界的生活也反思了當前中國人的種種弊端，甚至還提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一系列方法。跟上一部小說相比，這部作品的思維深度和拯救方案都更加具有啟迪性。在這一時段，還有一些重要的作品，例如，蕭然鬱生的《烏托邦遊記》、笑的《空中戰爭未來記》和《世界末日記》、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和吳趼人的《新石頭記》等。

    從已經發掘出的作品來看，小說的風格各異，異彩紛呈。其中有政治未來的宣言性作品，有技術進步的戲說閒談，有對中國教育和國民性改造的未來呼籲，更有童話式或科普式的專題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作家展示了對中國未來從未有過的眾多想像。這些想像甚至比其中的所謂科學內容，更加具有現實的激勵作用。遺憾的是，作品中的政治觀、未來觀雖然多如牛毛，但通常由於作者缺乏嚴格的科學訓練，因此邏輯和推理性不強。這些也是造成中國科幻小說中烏托邦思想缺乏感召力的一個原因。

    在科學主題方面，早期科幻小說中科學主題非常龐雜，但多數是關於新技術的名詞或簡單設想，停留在器物層面，且相當瑣碎。故事中的這些器物由於與武俠小說、志怪小說、傳奇小說等小說中的奇跡元素相互交接，因而帶上了強烈的中國古典小說的色彩。評論家由此常常批評這些科幻小說不是真正的科幻小說。但這也恰恰是中國科幻文學的本土特色。

    在篇幅方面，這一時期的科幻作品既有中長篇，也有短篇。且鴻篇巨制的中長篇較多。遺憾的是，常常是作家有相當大的抱負，有想寫出宏大未來的設想，但囿於能力或時間的不足，許多作品最終並沒有完成。完成的作品也存在可讀性不強的特點。

    清末民初科幻作品的產生迅速，繁榮如曇花一現，出現得快，消失得也快。特別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和1923年科學玄學論戰之後，科幻文學創作變得更加稀少。但翻譯工作自始至終仍然在進行。此外，五四之後的科幻創作雖然數量明顯下降，但品質卻有所提高。作品中受到古典小說神魔鬼怪因素的影響迅速消退，科學或哲學思想的構造卻逐漸深刻，出現了象老舍的《貓城記》和顧均正的《和平的夢》這樣的優秀科幻小說。

    《貓城記》是一篇文化風格很強的作品。主人公來到火星，發現上面的貓人世界。他在貓人世界中生活，卻處處觀察到地球人/中國人的影子。這些人頹廢、保守、不求進取，這是一個墮落的世界，一個無可救藥的世界。與此完全不同，顧均正在《和平的夢》中發表的科幻小說卻充滿了新科技的朝氣，他甚至嘗試了採用中國人的思維和倫理討論科學發展造成的性別改變。
    在40年代之後，有關科幻小說創作幾乎絕跡。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新中國建國後才有所改觀。
 
第二時期：1949年建國到1966年文革開始
 
    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長期戰亂導致的文化停滯，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復興文學和教育，科幻作品也被提上了出版日程。1950年12月，天津知識書店出版了張然的小說《漫遊太陽系》。小說講述中秋時節的傍晚，靜兒夢中從人變猴，翻筋斗來到月宮探訪。隨著夢境的變幻，空寂無人的月球上突然充滿學生。靜兒觀看了月球上的跳得比房子高的籃球比賽，聽了沒有空氣只能打手勢的課程，看到了不用外殼的燈泡、寫不出墨水的鋼筆，體驗了烤灸和冰凍交替的溫差之後，飛到了太陽。在那裏，看到了黑子、日珥。後又到火星上看到了運河和會說“同志請看”的火星人。最後，他還在天王星上回望太陽，並最終翻跟鬥回到地球並驚醒。小說的後面章節，則是張老師如何講解太陽系的常識。
    《夢遊太陽系》以夢為開端，以翻跟鬥為航太推進的技術方式，是否可以歸為科幻小說，還可以討論。而且，小說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差異顯著。從夢想到知識普及，應該算是一部故事體的科學傳播作品。但即便如此，出版界已經看到故事體在描述科學中的作用。這對後來的科幻發展，起到了積極引導作用。
    此時，由於中國和蘇聯之間的睦鄰關係得到了長足發展，因此，蘇聯科幻小說大規模被引進。從1952年到195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和其他相關出版社都翻譯出版了大量蘇聯科幻小說。這些小說的出版，重新燃起了中國作家創作科幻的熱望。更重要的是，從蘇聯模式的科幻小說中，作家還獲得了原先所沒有獲得過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想像力與靈感。在這樣的想像力和靈感關照下，大陸地區的本土科幻創作蓬勃發展起來。
    1954年，鄭文光（1929—2003）在《中國少年報》發表了小說《第二個月亮》，隨後，他的四部短篇小說結集為《太陽探險記》（1955）。《太陽探險記》是一篇在太陽邊緣的生死搏鬥，小說的象徵性明顯。作家從中國古代神話中吸取營養，但表述形式卻頗富西方色彩。小說中，主人公經受了與神話中類似的烤焦命運，卻最終逃脫了死亡。作家還特別強化了集體主義色彩，說在未來只要人們知道曾經有過這樣幾個人，曾經到達離太陽1700萬千米的地方，替科學界取回寶貴的材料，替人類幸福作出了一些貢獻，這就夠了，名字是誰並不重要。鄭文光50年代的科幻創作頂峰，是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上發表的小說《火星建設者》。這部具有共產主義氤氳的作品，講述了21世紀第一個春天，中國火星探險隊青年學者薛印青回到地球養病期間探望自己的老師，講述了人類在火星上拓荒的艱難里程。與以往中國科幻小說不同，這部作品自始至終充滿了一種明朗的溫馨，這是一種漂浮著火星異地風格的溫馨，是一種人類消除了階級鬥爭、集中精力跟大自然競爭後獲得的明朗和溫馨。小說把馬克思主義自然和人類進化史作為創作的根基，把全世界人民的和諧合作、青年人所蘊涵的熱誠和勇敢，以及大自然的彩虹般的色彩都通過科幻的透鏡神奇地展示出來。而在這樣的未來世界裏，人類的生存並不一帆風順，還存在著由於宇宙的強大或人類自身的錯誤所導致的災難，則又給小說增添了起伏和張力。對於看膩了階級鬥爭的讀者來講，這個作品的那種自然狀態，使人感到輕鬆。

    遲叔昌（1922—1996）是另一位元特別需要提及的“首席作家”。與鄭文光不同，他不喜歡描述自然風光或遙遠的未來世界的全貌，卻喜歡集中於某個具有窺視未來的條面上觀察未來。例如，通過農業、漁業、冶金業的某個獨特的技術方案，去講述未來。他的小說《割掉鼻子的大象》（與於止合作）、《大鯨牧場》、《三號游泳選手的秘密》、《起死回生的手杖》、《科學怪人的奇想》（與於止合作）等從多個微細的場景和情節，把未來多彩的共產主義未來展現在讀者的面前。在這樣的未來中，人類可以培養出大象一樣的肉豬、可以在海洋中放牧鯨魚，可以學習海豚的皮膚改進游泳衣，創造世界記錄，也可以讓生物冬眠以方便運輸、讓蜜蜂通過本能協助稀有金屬的冶煉。《科學怪人的奇想》中力圖將新舊社會兩代科學家的遭遇進行對比，則已經表現出作家刻畫人物、強調通過人物命運展現社會變革的強烈意圖。

    到60年代，科幻作家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名字。這些人註定也將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科幻文學的領銜作家。王國忠（1927—）的小說集《黑龍號失蹤》（1963），包括了《神橋》、《第一仗》、《春天的藥水》、《黑龍號失蹤》、《打獵奇遇》、《半空中的水庫》、《山神廟裏的故事》、《渤海巨龍》等短篇作品。以《黑龍號失蹤》故事最為典型。小說的主人公甄一剛教授發明了海底潛泳機，在綜合國力已經位居世界前列、科技與軍事力量都已經今非昔比的未來，這是潛水設備被用於跟海軍聯合打撈二戰沉船“黑龍號”的遺骸。但是，在“太平洋124號地區海底一萬米深處”，潛泳機遇到了蓄意設置的水雷防線。此後，中國建造的第二艘類似潛艇再度下潛，在技巧性地通過了水雷網之後，潛水夫發現，在這片沉船墓地，七艘有透明圓屋頂的先進潛水艇蟄伏在黑龍號周圍，潛水艇如玻璃一樣的透明外殼下人們可見到，一些忙碌的微生物科研人員正在進行著致病微生物的繁殖和生化武器的研製。這些人是二戰日軍731細菌部隊的殘餘。他們在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支撐下，改名“太平洋第一公司”，正用自己的努力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作出軍事準備。《黑龍號失蹤》是王國忠探索國際關係的幾部科幻小說中的一部。在這部小說中，他用自己的獨立思考力，把科幻文學提供給作家的可能性用於與現實生活的結合，在分析了國際形勢之後，認真構思創作了這些作品。有關中國未來形象的問題，從晚清之後，再度被科幻作家提出。

    6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當屬童恩正（1935—1997）。他的小說《古峽迷霧》（1960）等具有相當的文學水準。與鄭文光不同。童恩正沒有鄭文光那種肆意汪洋的浪漫主義，但他卻有某種創新意識，並能將微小的科學線索發展成一條通向神秘作品想像的大江大河。他的小說都是起源於一些非常小的科研謎團：古籍中的隕石記載、三峽兩岸的山洞、記憶力缺失的彌補方法，所有這些都看起來毫不起眼，但被作者演繹之後，卻成了五萬年以前的天外來客、西南民族最終流失的通道、喚起個體文化存留的倉庫。童恩正的小說注重人物描寫，也注重社會背景的透視。他的作品能將複雜的線索綜雜其中。他的語言也很有特色，嚴謹又不失文學價值。在這方面，童恩正的好友劉興詩認為，這是一種把科幻作品當成科學論文的延續的觀點。

    遺憾的是，在這一時代，長篇科幻小說一部都沒有。連中篇小說都顯得寥寥無幾。眾所周知，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在文本構成上有著極大的差別。因此，應該說建國後的前17年，中國科幻小說處於空缺狀態。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到文化大革命，科幻小說創作完全處於終止狀態。
 
第三時期：粉碎四人幫到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
 
    1976年5月，在接近粉碎四人幫的前夕，上海作家葉永烈在《少年科學》雜誌上發表了短篇科幻小說《石油蛋白》。這是整個文革期間中國惟一發表的科幻作品。但卻預示著科幻文學的重新到來。1977年，葉永烈在同一刊物上連載短篇小說《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獲得巨大成功。隨後，他出版了行銷300萬冊的暢銷小說《小靈通漫遊未來》。這部小說直接給少兒閱讀、講述未來中國面貌的作品，最終成就了一代人的記憶。

    從1976到1984,大量科幻小說得到出版。《科幻海洋》。《科學文藝》、《科學文藝譯叢》、《智慧樹》、《世界科幻譯叢》等超過10家科幻刊物得到發行。老作家恢復創作，新作家不斷湧現，形成了中國的一次科幻新熱潮。此時，小說的讀者面覆蓋了所有年齡，創作的類型也豐富多彩。由嚴家其、魏雅華和金濤領銜的社會派科幻小說和葉永烈嘗試的科幻推理小說等都受到了讀者的歡迎。此時，科幻翻譯的觸角也在拓展。從晚清之後就基本停止的英美科幻翻譯重新啟動。“凡爾納選集”再度重版，海洋出版社的《魔鬼三角與ＵＦＯ》讓人看到了英美科幻文學已經走到了一個基本上無法理解的地步。

    科幻文學在中國文化市場上逐漸成為一種新的閱讀點，應該說是四人幫詆毀知識、消滅文化後的一種反彈。1979年，鄭文光發表了《飛向人馬座》，童恩正發表了《珊瑚島上的死光》，小說雙雙獲獎。《飛向人馬座》可以說是長篇小說的回歸性作品。中國科幻文學再度重現了自己的容貌。作品中三個少年不“意“而飛，乘坐中國最先進的太空船東方號進入了太空。他們無法返回地面，在空中流浪了整整7年。後來到達黑洞的邊緣才得以返回地球。而在地球上，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核戰爭導致了中國最終在世界爭霸戰中取得了優勢。一個中國的時代顯露出黎明。《珊瑚島上的死光》也意義重大。因為，在新中國那些年裏，海外華人一直是被壓抑的一個存在。能從完全正面的角度抒寫海外華人的愛國熱情和科學貢獻，抒寫他們的正義與自由的追求，是這篇作品的大膽突破。此外，小說採用了驚險作品的撰寫方法，使人看到科幻文學完全可以成為讀者趨之若鶩的優秀作品。

    在以科學技術和未來發展為核心的作品出版的同時，突破思想禁區、試圖對政治生活中的各個側面進行思索的小說也逐漸產生。1978年，嚴家其在9月14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小說《宗教•理性•實踐》，該小說給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增加了一種形象性的訴說。1980年，金濤的小說《月光島》發表，該小說以福建廈門鼓浪嶼為故事發生地，描寫了一對青年戀人發現了自然界生死的秘密，卻無法在政治生活中確立自己的生死，最終，在又一次極左思潮的衝擊下，放棄地球，遠走宇宙他鄉。小說一經出版，就被《新華文摘》轉載。此時，鄭文光也發表了《地球的鏡像》和《星星營》等作品。這些小說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災難和暴行。次一年，魏雅華在《北京文學》發表小說《溫柔之鄉的夢》，對官僚主義、對思想盲從、對觀念的貧乏、甚至對愚民政策等都提出了爆發性的質問。
    但是，這樣的質問和爆發，已經越出了思想解放所受到的階段性的限制，眾多對科幻文學的質疑開始產生。從82年起，報紙上關於科幻文學是否存在科學錯誤、反科學和偽科學、甚至“反黨反社會主義”等問題進行了多次論辯。最終，在1984年，科幻文學作品在中國被命令禁止出版。有關這些內容，各位朋友可以尋找剛剛出版的《中華讀書報》陳潔的文章《27天決定科幻的命運》、《鄭文光評傳》和葉永烈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等著作進行參考。
 
第四時期：90年代至今
 
    90年代之後，中國科幻文學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一次新的變化。1991年，四川《科幻世界》雜誌冒著風險，憑藉極大的熱情和勇氣在成都召開了一次“世界科幻大會”。說是世界大會，其實參加的非大陸國家地區的人總共只有17個。但這次活動，卻給中國科幻工作者一次信心。讓我們感到，重新恢復科幻文學的創作和出版並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此後，科幻世界雜誌大力扶持新人，培育良好的市場，使科幻文學創作重新崛起。到1997年，他們再度召開“世界科幻大會”，並把地點搬到北京。參加該活動的世界各國作家人數翻番，甚至包括了來自美國和俄羅斯的五位現役和退役太空人。此後，他們由於押准了一次高考題，甚至使發行量達到了每月40萬冊。

    新作家的湧現，是這一時期科幻創作的突出特點。從順著年代梳理，一批青春氣息十足、帶著試驗性、試圖變更中國科幻原有范式的作者躍上舞臺。
    韓松、星河是這一過程中出現的第一批作家。韓松的創作開始于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他的小說《宇宙墓碑》獲得了在臺灣舉行的世界華人科幻大獎。隨後，他的創作更加豐富並朝向一種詭異的氣氛前進，但內容卻越來越跟中國當下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聯繫緊密。小說《春到涼山》是科技時代演繹的《水滸傳》，在那個水泊梁山上，官軍憑藉從美國進口的“氣象武器”封鎖了起義軍的大本營。於是，為了生存，他們也憑藉科學技術進行自救甚至反擊。韓松的最近一部作品是長篇小說《紅色海洋》，這是一部有關中國人過去、現在、未來的複雜故事。作品中作家對現實的關注和對科幻革新的勇氣，令人非常欽佩。星河也是一個值得談到的作家。他的小說常常以少年或青年學生的身份出現，這些主人公飽受當代科技生活的困擾，常常在心理上具有變態傾向。但是，即便在這種科技時代，主人公的那種英雄主義情結仍然支撐著他們的唐吉訶德式的反抗。

    在韓松和星河之後，出現在讀者視野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晉康和劉慈欣。王晉康擅長科技道德方面的討論，他的小說常常是把當前最前沿的技術問題納入到中國傳統道德範疇中進行分析。這使得他的小說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讀者。把王晉康的小說分成前期和後期創作比較重要。在前期，分析中國文化能否在21世紀的新時代獲得全球性的價值是王晉康特別關心的問題。從他的作品《生命之歌》等來看，他對此很有信心。而在後期，他的作品更加寬容，小說《蟻生》是他自己的人生體驗，也是他對一個令人懷疑的痛苦世界的某種烏托邦式的情懷。與王晉康不同，劉慈欣的小說更加注重技術哲理，他的前期作品以科學的美感為構思的基礎，他擅長發現和表現科學技術獨特的美。他的小說中有許多個不同的世界：晶瑩剔透的納米世界、變幻不定的量子世界、超新星氦閃造成的被毀滅的世界、全頻道阻塞干擾中的戰爭世界、由多種生命共存於空間和時間大尺度結構中的三體世界等等。這些世界一個個姹紫嫣紅，透射出通過科學技術放大鏡所看到的另一種全新的天地。在那個天地中，人類的理性與人類的情感之間發生著永恆的較量。

    我曾經在一次國際文學與文化研討會中把上述四位作家劃分成全球化派作家和個人化派，並把他們對科學的態度劃分成相信科學、相信理性能夠統攝一切派和不相信理性能統攝一切、能處理文化與傳統的派別，並由此完成了一個雙二元座標的四個象限。

    在地方化加科學與文化分割的維度中，王晉康是一個代表。採用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將科學看成是一種外來文化，這種文化在深層上與中國文化無法相容。在地方化加科學統馭的維度中，星河是一個代表。這位元北京作家採用北京青年特有的視角，在忠實中國文化的主要觀念系統狀況下探索科學的導入問題。他的多數作品導源於後工業社會的城市焦慮。在全球化加科學統馭的維度中，劉慈欣是一個代表。他採用國際通行的科幻文學敍事方式和結構方式，仍然視科學和理性是生活的重要組成。他的多數作品與美國科幻黃金時代的作品外觀非常相似。在全球化加科學與文化分割的維度中，韓松是一個代表。採用全球化視角，但卻用科學與文化分割的方式處理題材。在《紅色海洋》中，作家模糊化地將未來當成了現在，現在當成了未來。現實世界的中國人生活在紅色的海洋中，吃人和被吃，為生存而戰鬥。而在遙遠的未來，世界則無限清麗，那是一個鄭和下西洋的時代，是一個中國人發現整個世界的時代。所有這些想像，給人強烈的衝擊性，發人深省。

    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科幻文學作家成倍增加，作品風格和內容也日益豐富。兒童科幻小說此時也逐漸繁榮起來，湧現了張之路、楊鵬等重要作者。這裏無法全部呈現。此外，媒體對科幻的關注也逐漸增加，科幻作為一種產業，其市場正處在萌芽階段。電影、卡通、遊戲界頻頻向作家招手，因此，一些人認為，一個變得充滿希望的未來，可能正在前頭。
    真是這樣嗎？我認為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繁榮與衰落：外部原因

    從上面的簡史陳述中我們可以大致看到，那種認為中國科幻文學從來沒有繁榮過的說法，其實是錯誤的。在過去100年的歷史中，中國科幻小說創作有過一些瞬間的繁榮，而且，無論原因如何，這些繁榮在盛況空前的時代裏確實創造了奇跡。我們還產生過一系列非常優秀的作家，這些作家所做的工作，在某些時候，確實可以跟其他文學類型的工作在水準上看齊，他們的作品的確可以算作文學的瑰寶。即便在國際上，只要機會允許，一些優秀作家也可以佔據一定的位置。

    對中國科幻文學在過去10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我覺得如下的評價是恰當的。首先，它已經成為中國文學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在大多數時期裏，中國的科幻文學是在場的，它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從引導人的思想解放、到供給人對祖國未來的嚮往、再到科學普及，中國的科幻文學已經無可置疑地成為了現代化過程的一個有力的佐證，它既是這個過程的描述者，是期待者，更是參與者。中國科幻文學發展歷史本身，曲折地見證了一個民族國家在建立和成長過程中的種種訴求、渴望、急需、好惡、弘揚、甚至貶斥。從文學和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這是一筆重要的文本財富，是有價值的、原創的精神財富。而從比較功利主義的態度上看，我覺得科幻作品影響人、改變人的功能也極端顯著。閱讀過科幻文學之後走上科學道路的也人不是一個兩個，據我所知，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的饒俊、清華大學的薛輝等都是先閱讀科幻後來成為中國航太事業的工作者。科幻給中國人帶來的變化，深深嵌入了那些讀者的內心之中。在某些時候，科幻小說甚至能成為了大眾關注焦點。《從地球到火星》曾經在五十年代引發過人們觀測火星的熱潮。《古峽迷霧》曾經引發過人們學習考古學、地質學，立志浪跡天涯，為祖國貢獻自己青春的熱情。《小靈通漫遊未來》則更是在粉碎四人幫、未來重新帶上彩虹的顏色之後，成為了一種時代人的共同記憶，成為了時代的標誌物。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我認為，研究科幻文學，有助於更全面地觀察中國文學的全貌，許多主流文學沒有做到的事情，科幻文學做到了。這樣，當你從主流到邊緣的橫掃中國文學的領域時，一種豐富性、宏大性、多樣性便猶然產生。這是一種非常富足的感覺。

    其次，中國科幻文學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獨特的文化主題和文本構造形式。不可否認，中國的科幻文學借鑒了許多國外科幻作品。我們對凡爾納的學習、對蘇聯模式的學習、對歐美模式的學習，都給自己的科幻文學打上了烙印，到與這些國家和作家不同的是，中國科幻文學強調自己的主題。救國主題就是其中之一。從晚清開始，直到鄭文光、劉慈欣、韓松的小說，救國主題仍然是作家思考最多、表現最多的內容。在《飛向人馬座》的開始，中國人就被捲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於是，天空中的救援和地面上的戰爭同時進行。戰爭是殘酷的較量，核武器被啟動和使用。但是，最終中國人取得了這次戰爭的勝利。

在《三體》系列小說中，開始于文革期間的秘密外星人聯絡計畫稱為“紅岸工程”，這個工程最後導致了外星人跟地球人的接觸。但是，那短中國歷史上不堪忍受的時代，其後遺症卻永遠地延續下去。小說讓我們時時思考這些問題。我們必須為民族的今天負責，才能為世界的明天負責。《紅色海洋》則更是對中國命運進行了“血色思考”。我們還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嗎？海洋被污染，天空被污染，我們的靈魂是否也被污染了？閱讀這樣的小說，對人們重新審視今天的生活態度，對理解科學發展觀都具有重要價值。除了救亡和富強的訴求，某些時代的中國科幻小說還強化了科學知識佔據的位置，強化了對兒童的教化功能。劉慈欣認為，這些傾向如果發展及下去，可能形成中國科幻文學的獨特類型。在文本構造方面，中國科幻文學也摸索著前進，產生過很有中國特色的陌生化方式，這種方式就是借助中國古典歷史、神話、寓言來撰寫科幻小說。當然，這些嘗試都還相當膚淺，但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應該是一條值得的路徑。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科幻文學的繁榮，確實是斷斷續續、無法持續的。在某些時刻，它的生存本身甚至受到威脅。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科幻的路徑這麼崎嶇艱難呢？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中國科幻文學在一些時代幾乎瀕臨死亡呢？

    最近一些年來，我們對中國科幻文學發展的政治、文化、文學背景都進行過一些研究。我很同意大家的看法，那就是外部因素的確給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製造了很大麻煩。
    在當前的社會和文化總體分析的框架裏，PEST分析是一個非常常用、也非常有效的結構。所謂PEST分析，指的是對一個社會體系進行政治（P），經濟（E），社會（S）和技術（T）分析。

    讓我們先從政治（P）上進行觀察。從政治環境上看，中國政治安定的多次起伏，造成了科幻創作與出版方面的起落，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如果沒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從20年代循序漸進地提升科幻文學的品質也許是可能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從60年代繼續發展新中國獨立產生的科幻文學也許是可能的。當然，這些都是“也許”。不過，這些“也許”都存在著站不住腳的地方。例如，在30年代了末到40年代初，中國正處在抗戰期間，但許多作家在此時此刻，卻創作力勃發，寫出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就在科幻文學領域中，老舍和顧均正也還是創作出了非常優秀的作品。我認為，如果作家能深刻地體驗到一種文類的精髓，就能在任何時期創作出相應的作品。科普作家高士其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抗戰時期所寫的《菌兒自傳》，就是直接諷喻敵人，抨擊不抗戰的檄文。同時，也是非常好的科普文章。

    如果不是政治安定問題，那麼也可能是意識形態問題。這個說法也非常有道理。文革前的17年中，為什麼中國科幻小說只能出現短篇而無法產生長篇作品？這與我們庸俗地把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中的未來簡化為“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差別”，僅存“人與自然之間的鬥爭”是否有關？這樣的理論怎麼能展示多種可能的未來？這一現象發展到了極端，就是1967年《科學畫報》對蘇聯作家德涅伯羅夫的科幻小說《蘇艾瑪》進行的批判。批評者認為，小說中機器人差一點把他的製造者戰勝，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不但以政治的面貌出現，還會以對科學的詮釋權威的身份出現。例如，在1984年反對精神污染運動期間，一些人曾經給科幻小說上綱上線，說是“偽科學的標本”，是“資本主義自由化氾濫”。批判者把自己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的代言人，等同于科學的權威解釋者。這種做法確乎毀壞了科幻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的有效生存。我覺得這種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也有缺陷的地方。同樣的受到批評或批判，受到意識形態的約束，但為什麼其他文類沒有象科幻文學這樣一敗塗地，全軍覆沒呢？難道科幻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符碼強烈的文學類型嗎？

    從前三個時期看，經濟（E）和科技發展（T）的程度，並不是影響科幻繁榮的主要因素。但在當代，科幻文學對媒介的依賴關係強烈之後，經濟可能會逐漸成為科幻繁榮的一個重要影響。科幻電影業的發展就是一個例子。特技需要強的經濟支援，也需要強的技術支援，而繁榮的經濟和發達的技術會給電影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就算有了經濟支援和技術支援，經濟狀態向好，技術水準高，就能導致科幻電影的繁榮嗎？問題恐怕沒那麼簡單。

    最重要的可能還是文化（S）。許多人認為，中國文化中缺乏科學的要素，在一種沒有科學傳統的國家中，想要繁榮科幻文學，本身就是一個破天荒的難題。換言之，科幻小說中的科學本身就是門檻，這一門檻阻擋了文化不足、對科學技術本身就持有恐懼的讀者。這就是為什麼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比科幻小說有更多空間，發展更為平穩的原因。這些類文學，不需要入門式的科學知識作為閱讀的門檻。我以為，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解釋。恰恰是由於文化的差異，導致了中國科幻文學無法持續穩定的發展。換言之，當有人批評武俠小說或言情小說甚至歷史小說的時候，中國讀者都可以挺身而出，直接向責難者反擊。因為他們自認對這些領域有著足夠的判斷力和發言權。但是，一到科學相關的問題，中國人自己便縮頭縮腦，究其原因，是他們根本沒有接受科學的精神。把科學當成神壇上的聖像進行頂禮膜拜，直接造就了中國人科學精神的缺乏。也使科幻文學的閱讀和傳播受到了限制。

    這裏，我們的分析偏離了討論的軌道。我們是討論科幻文學創作發展的，創作的主要成分來自作家和作品。因此，分析作家與作品而不是分析讀者才是我們研究的核心。就讓我們回到作家與作品。按照蘇恩文的理論，科幻文學並非一種撰寫科學的文學，它是陌生化和認知化結合的文學。這樣看來，中國科幻小說受到讀者門檻影響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一個優秀的作家，會立足於自己的土地，立足於自己的世界構造陌生化的想像，也會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土地去處理認知性的闡釋。這樣看來，作家和批評家對科幻作品到底是怎麼想的、這些想法如何引導了中國科幻創作的發展，才是解決中國科幻發展繁榮與否的關鍵，也是給未來中國科幻發展的路徑指明方向的關鍵。

    總之，要想深層次地解決中國科幻文學發展繁榮的問題，必須分析中國科幻思想的流變。必須回答到底在中國作家和理論家眼中，科幻是否與蘇恩文的看法一致這個根本問題。如果不一致，那在中國科幻人眼中，科幻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