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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屬於世界 ——2011年伊頓科幻大會手記

二月間，許多地方仍然寒風凜冽，太平洋之濱的加州卻陽光明媚，暖意盎然。2月10日到12日，歷史悠久的學術盛會——伊頓科幻大會（Eaton Science Fiction Conference）在加州小城河濱（Riverside）隆重召開。

筆者有幸在會上代表中國科幻發言，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進行深入交流。所感所思，不能不提筆書之，以備各位同仁參考。

一
伊頓科幻大會是北美三大科幻學術會議之一。  首屆伊頓大會由著名科幻學者斯拉瑟（George Slusser）教授倡議，1979年在河濱召開，至今已曆31屆。其中22屆由河濱承辦，9屆與其他院校或科幻組織合作，光臨世界各地。香港中文大學也有幸曾在2001和2003年承辦伊頓大會。

大會源於河濱，興於河濱，主要依靠在北美乃至世界科幻研究界享有盛譽的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河濱分校的湯瑪斯•裏維拉圖書館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館藏，即J•勞埃德•伊頓科幻、奇幻、恐怖和烏托邦收藏， 包括10萬餘冊科幻書籍，近9萬冊同人志，以及大量電影、劇本、圖畫故事和漫畫，其中有1517年原版的《烏托邦》、500部科幻電影分鏡頭劇本、美英法等國科幻作家訪談錄音等重要文獻。在英文材料之外，還有中、日、法、西等十一種文字的科幻文獻。  該校比較文學系擁有多位在科幻和烏托邦研究領域造詣深厚的學者，並開設了“科幻、科學和文學”這個專業方向。

二

在科幻領域，科幻作品的全球流通是一個重要的題目，而學術研究的國際化同樣廣受關注。美國學者斯威格特（Leslie Kay Swigart）在本屆大會上提供的統計資料，讓我們得以從伊頓這個英語/美國視角（亦可稱為科幻研究的主流），鳥瞰數十年來科幻研究的總體狀況。

首先是研究者所關注的作家。從1979年到1990年，共召開15屆大會，出版伊頓大會論文集12部。這些論文徵引的作家，總計2925人/3992人次，美國獨佔322人/1481人次， 歐洲為300人/1208人次（其中，英：156人/785人次；法：45人/100人次；德：15人/39人次；俄：29人/77人次；波蘭：2人/84人次），兩者大體相當，表明儘管美國科幻風頭更盛，研究者對歐洲科幻傳統仍然十分重視。歐美科幻合起來，占總引用的92.21%，這個結果不出意外。中國科幻獲得1人/1人次的有限關注。

學者們在探討哪些作家呢？這個問題十分有趣。徵引最多的，是黃金時代三巨頭——阿西莫夫、海因萊因、克拉克，還是在世的科幻作家中聲名最盛的勒古因，又或是學術界極為欣賞的萊姆？都不對。高居榜首的，是早期科幻大師、所謂“軟科幻”鼻祖威爾斯，一共被引了107次。接下來才是海因萊因（94次）、萊姆（83次）、克拉克（67次）、阿西莫夫（62次）、勒古因（61次）。排名前十的還有德拉尼（60次）、迪克（55次）、尼文（41次）、奧威爾（40次）。不過，近年來學術界對勒古因的研究越來越深入，評價也越來越高。斯威格特的另一項統計，提供了1980到2008年間科幻學術期刊《外推》（Extrapolation）所發表論文的引證資料。這個包含作者和研究者的混合排行榜上，狀元也被引了107次，但花落勒古因，而且足足比榜眼蘇文（Darko Suvin，學術經典《科幻小說的嬗變》作者）多了40次。接下去是阿西莫夫（57次）、奧爾迪斯（55次）、斯拉瑟（53次）、海因萊因（52次）、威爾斯（50次）。

其次是會議參加者的情況。21年間，與會者共計248人，除背景不明的49人外，165人來自美國，13人來自英國，6人來自加拿大，而來自其他國家的學者都屈指可數。這一方面是因為伊頓大會仍然紮根於美國，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美國科幻研究的強勢。從性別來看，女性71人，男性176人。考慮到科幻研究大體上仍然屬於文學文化領域，這個性別比在女性話語權很大的人文學界顯得有點另類。15屆大會上共發表論文567篇，美國學者貢獻443篇，其餘皆不及其零頭。不過來自香港的兩位學者提交了8篇論文，在總量上排到了第五位，是華文科幻界的亮點。

三

考察完歷史，再看前沿。作為大會的預熱，題為“科幻文學和理論中的奇點”（The Singularity in SF Literature and Theory）的研討會在2月10日下午舉行。發言人包括伊斯特布魯克（Neil Easterbrook）、蘭登（Brooks Landon）和萊瑟姆（Rob Latham），都是重量級的科幻學者。技術奇點理論（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是近年來一批技術專家提出的觀點，即人工智慧將超越人類智慧，可能發生人機衝突，社會應開始考慮應對之策。這本來是科幻小說的一個常見主題，但這些專家現在講得有板有眼，已經在科學界引起了很多嚴肅的回應；反過來，科幻作家和學者也趁勢而上，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真名實姓》的作者、文奇（Vernor Vinge）——準確地說，身為電腦科學家的文奇，是奇點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三位教授介紹了作為技術、哲學思想的奇點理論對創作的影響以及該理論向文化、文學領域的延伸。有聽眾提問，奇點理論是否會引起庫恩所謂的範式革命？另一個問題是，奇點理論會不會造就一個新的科幻流派？教授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我看來，奇點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屬於賽博朋克這個脈絡，只是具備了新的思考深度和力度。蘭登也說，他的論文裏的很多話，把“奇點”換成“賽博朋克”，仍然成立。末了，有人笑言，新理論在學院層出不窮，關鍵還是大家都要拿教職。

四

本屆大會以“全球科幻”（Global Science Fiction）為主題，關注非主流、非英語科幻的發展和全球科幻社群的互動，研討題目五花八門，如“全球化與漫畫”、“本土與全球：臺灣，南非”、“墨西哥與南美科幻”、“科幻電影中的勞工、跨國主義和創傷”，等等。筆者走馬觀花，時有驚喜：

在“早期法語科幻：凡爾納和羅比達”的討論組中，伊文斯（Arthur B. Evans）分析了一戰對著名法國科幻作家羅比達（Albert Robida）在創作上的影響。我注意到，羅比達的一部描寫世界大戰的小說，在情節和人物設置上很像晚清科幻小說《電世界》（1909，許指嚴著）。在晚清譯介、學習西方小說的浪潮中，許氏會不會參考了羅比達的作品呢？無論這個影響是否存在，兩篇小說都很相似，但又有一些重要差別，很值得做一個比較閱讀。另一位討論者哈波爾德（Terry Harpold）介紹了一個塵封已久的事件。1902年6月13日，凡爾納在一個訪談中，對小說的未來表示悲觀。他的話跨越大西洋，在美國各地引起了強烈反響。“儒勒•凡爾納說小說很快就要死了！”各類報章紛紛回應，許多作者義憤填膺地抨擊凡爾納。哈波爾德指出，凡爾納對小說的質疑，今天也沒有過時，而且具備了新的時代意義——“小說的未來”不再僅僅是一個文類的問題，而成為整個文學生存危機的象徵了。在後續討論中，我提出自己長期關注的課題：凡爾納名著《從地球到月球》，輾轉美日，最後被魯迅譯成中文。兩次跨大洋對話，四種語言和文化的接力，三十七年的漫漫旅途，無數創造性誤讀誤譯，實為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的絕佳案例。與會者聞言大感興趣。身為凡爾納研究權威、《科幻研究》編委的伊文斯教授後來對我說，很希望能刊登諸如《凡爾納在中國》這樣的論文！

美國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經常能提供別開生面的觀點。著名華裔科幻作家特德•姜寫於2007年的雙獎短篇《商人與煉金術士之門》，譯介到中國後深受喜愛。但普通讀者一般只是注意小說的精巧敍述和流麗修辭，斯坦福大學教授孫洪（Stephen Hong Sohn）卻有不少獨到觀察。亞裔美國文學往往受到作者身份的很大限制，小說裏的主要人物只能是亞裔。特德•姜突破了這個局限，並受到科幻文學界的高度評價，這是不同尋常的成就。另外，為什麼特德•姜會去講述一個中東的故事呢？除了對異域風情的東方主義想像之外，需要結合美國的政治語境。在對入侵伊拉克這場不義戰爭的憤怒抨擊和沉痛反思中，一個發生在巴格達的故事，以“沒有什麼能抹掉過去。但你可以懺悔，可以贖罪。你可以得到寬恕。只有這些，但這些已經足夠了”結尾，講的實際上是美帝國的救贖。

五

我和那檀（Nathaniel Isaacson）組織的“中國科幻”討論組，為大會帶來了來自中國的新鮮空氣。那檀的報告題目是“西方主義的不可能”，主要是對晚清科幻《月球殖民地小說》進行文化政治解讀。這是那檀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其全文有望發展成為第一部研究中國科幻的英文專著。我則拉長線，以“中國科幻中的烏托邦主題”為名，從晚清講到二十一世紀，結合歷史語境和中國文化傳統，介紹了《新石頭記》《新中國》《小靈通漫遊未來》《戰神的後裔》《微紀元》等多部科幻作品，以及鄭文光、劉慈欣等著名作家。學者們聽得津津有味，隨即踴躍發問：

——中國科幻的銷量？我坦承，跟美國科幻一年有上千種書籍上市，不能比。談到單部作品時，有個小花絮。介紹《三體•死神永生》時，我開始說錯了，把銷量說成一萬五千冊，於是大家遺憾地說，這在美國實在是個……小數目。但我馬上意識到錯誤，糾正道，是十五萬冊，這次學者們沉吟不語，直到一位教授說，“考慮到中國的人口數量，還是太少！”，大家才又笑作一團。

——你剛才說《月球殖民地小說》是1904年出版的，可是那時候還沒有“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這個詞呢， 你怎麼分的類？那檀回答，中國早期科幻的起源和發展受日本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新小說》發刊詞裏面創造了“科學小說”這個文類名，而“科學”一詞來自日文，“小說”雖為中文固有辭彙，但梁氏的用法，實際上也是來自日本的新義。“科學”加“小說”，恰恰與“science fiction”若合符節。換句話說，在文類的創設方面，晚清科幻甚至可能是世界科幻史上的先行者呢。

——你剛才提到，《戰神的後裔》也是一個“模棱兩可的烏托邦”，可以和勒古因的《一無所有》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閱讀，請問前者的模糊性體現在什麼地方？我回答說，一是人物內心的劇烈鬥爭，懷疑、動搖、幻滅，處處充滿張力；二是敍事結構的巧妙安排，使得奮鬥和犧牲的人物其悲劇英雄屬性大有被顛覆之虞。如果把《戰神的後裔》和《一無所有》兩部作品一同置於世界革命運動退潮的時代背景下考察，則其精神關聯就更加意味深長了。聽罷，提問的年輕學者問我《戰神的後裔》有無英譯，得知沒有之後表示非常遺憾。
——西方科幻在中國的譯介情況如何？答：中國大規模譯介外國科幻主要有三個時期，一是晚清時期由日文轉譯凡爾納以及翻譯日本作品，二是五十年代翻譯蘇聯科幻，三是文革以後引進西方科幻小說，尤其是《科幻世界》雜誌社主持的世界科幻大師叢書，系統譯介西方科幻經典，大大開闊了中國科幻界的視野，豐富、提高了創作、出版和閱讀等各個群體對科幻的理解。

討論組異常成功，給在座所有學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那檀也借此機會，將“世界華文科幻研究坊”（http://www.chinesescifi.org）廣而告之。

六

關於中國科幻的討論結束後，一位女士告訴我，我的報告信息量很大，給了她很多啟發。“你知道嗎，”她說，“我聽到你說中國早期科幻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蓬勃發展的時候，我覺得眼前一亮：這不也是拉美科幻登上歷史舞臺的重要時期嗎？”原來，這位女士是拉美科幻專家費雷拉教授（Rachel Haywood Ferreira）。她的著作《拉美科幻的誕生》（The Emergence of Lat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將於今年七月出版，是第一部研究拉美科幻的英文專著。

我對拉美和拉美科幻也很感興趣，於是兩人第二天又做了進一步的交流。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享譽世界，以至於很多人認為拉美科幻也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一部分。對此，費雷拉予以否定。而就中國和拉美科幻而論，她認為，在發源階段有不少共同點，比如當時的中國和拉美社會都面臨內政積弊和帝國主義侵略、滲透的雙重危機，兩地科幻作品在反對列強侵略、追求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富強這些方面，可謂心心相印。但不同點也很明顯。拉美國家多在十九世紀早期贏得獨立，在二十世紀初遭受的生存壓力主要來自帝國主義經濟控制，以及拉美各國間因領土糾紛而不斷發生的戰爭。因此，拉美科幻在形成和發展階段得到各國政府的支持，而晚清科幻多出自主張推翻政府或厲行改良的革命派或立憲派之手，與之截然相反。此外，兩地科幻如今的境況，在我們看來，一方面社會語境有很大差別，但在另一方面，中國和拉美科幻在世界科幻整體格局中都是新興力量，在英文世界的譯介和研究都才剛剛起步，非常有必要發展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我個人準備做些研究，向中國讀者介紹一些別具風味的拉美科幻作品。

七

大會第二天下午，主辦方向埃利森（Harlan Ellison）和德拉尼（Samuel R. Delany）頒發了終身成就獎，可惜兩位大師都因身體原因未能到會。

作為收尾、由全體與會者參加的大型討論“什麼是全球科幻？”，在我看來是伊頓大會的壓軸好戲。大會邀請的四位發言者分別是牙買加裔作家霍普金森（Nalo Hopkinson）、日裔作家山下凱倫（Karen Tei Yamashita）、英國作家米維爾（China Mieville）和美國迪堡大學教授、《科幻研究》編委基切裏-羅奈（Istvan Csicsery-Ronay）。貫穿整場討論的，是對英語科幻壟斷地位的反思，和對全球科幻社群的殷切希望。

霍普金森首先介紹了英語科幻界在溝通英語/非英語科幻方面的努力。她提到了兩個正在實行的計畫，一個是把電子化的科幻小說置入Kindle，贈送給非洲的孩子們閱讀，另一個是新設立了科幻和奇幻翻譯獎，用以鼓勵翻譯家們將非英語的幻想文學作品譯介到英語世界。首屆翻譯獎正在緊鑼密鼓地評選，將於今年六月在官方網站（http://www.sfftawards.org/）上公佈。她認為世界科幻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只有世界各地科幻界的共同培育，才能讓它健康成長。

米維爾是近年來的當紅作家，一手寫小說，一手做學術，頗受歡迎。他表示，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論點，即科幻是資本主義文化擴張的產物，而科幻作為一種大眾文學和文化，在涉及非西方的發展中世界的時候，的確時常趾高氣揚，流露出東方主義、帝國主義等不良心態。因此，要發展全球科幻，需要先檢討科幻本身的性質。
山下凱倫曾在洛杉磯、聖保羅和東京等三座城市生活，其作品也具備鮮明的跨國書寫性質。她分析了不同科幻傳統對族裔的處理及其意義，如日本科幻中的哥斯拉形象，是二戰創傷體驗的凝聚，而美國科幻中的日本人刻板形象（Japanoid），則和“技術東方主義”結合起來。

基切裏-羅奈教授再次表示了對非英語科幻翻譯匱乏的不滿。他認為，阻礙科幻成為真正世界文學的因素，一是其他地區科幻還不夠發達，二是英語世界在翻譯方面努力不夠。現在對非英語科幻的譯介，甚至不如從前。

但或許出版機構的商業考慮是真正的阻力？在提問階段，我站起來提了一個問題：
“昨天，我得到消息，一本新的科幻選集在義大利出版了，包含來自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的科幻小說。據稱，義大利讀者表示很高興能讀到來自這些亞洲國家的科幻小說，這無疑是對出版方的極大鼓勵。或許正是因為讀者的正面回饋，近兩年有多篇中國科幻小說被翻譯成義大利文。我想知道，這種情況有沒有可能在美國出現？”

四位嘉賓互相看了看，我又提了一下最近收入了韓松和楊平作品的那本選集《頂峰》（Apex），大家紛紛點頭。最後米維爾說：“那本選集我知道！但這不容易，因為出世界科幻選集，出版社利潤比較小，而他們總是希望發大財……”這一方面印證了我的判斷，出版社恪守商業運作邏輯是個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翻譯的小說不容易得到美國讀者的青睞。
那麼是不是一部原作和翻譯都具備高水準的長篇小說更能讓出版社產生嘗試一下的意願呢？帶著這個疑問，我後來跟基切裏-羅奈教授進行了更深入的交流，結果他的話揭示了問題的複雜性。簡而言之，阻礙翻譯小說出版的因素，除了讀者的口味之外，主要有兩點。首先，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很多人是文學界人士，而現在大都是純粹的商人。之所以“現在翻譯比原來還少”，主事者是重要原因。其次，現在的青少年讀者對動漫、遊戲的興趣比對文學更大，而且即便讀書，也喜歡在網上看，或者傳閱一些掃描的書，這無疑進一步抑制了出版社出書的念頭——不僅是外國科幻，連美國本土科幻都承受著很大壓力。基切裏-羅奈教授說，希望過幾年出版界能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網路出版、線上支付和版權保護的技術，這樣，在成本大大縮小、重印成本更是為零的情況下，出版社也許會願意將更多的非英語科幻作品譯介給美國讀者。

伊頓大會在學者們的掌聲中落幕了，但我的思想仍在天馬行空。近年來，西方文學研究界開始大力宣導“世界文學”的理念，並逐漸得到了非西方學界的積極回應。 用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的話來說：“打開比較文學的研究局面，擴大到整個世界文學的尺度上，意味著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範式上，告別那種長期以來在領域中占主導地位的對西歐的特別重視。” 本屆伊頓大會所體現出的自我反省、放眼全球、宣導交流的精神，與之心有靈犀。在我看來，科幻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文類，天然具有世界文學屬性。第一，世界各地的科幻，一方面紮根于本土文化傳統，但另一方面，又是各個國家、民族和社群對現代科技、工業化這些人類文明共同境況的感悟和探討。第二，如劉慈欣所說，科幻小說中的世界意識、世界形象，是主流文學所不具備的。科幻應當屬於世界；如果說現在星散各地的科幻還沒有真正地成為“世界”並屬於世界，那麼，世界科幻界、文學界和更為廣闊的思想界推動世界文學的不懈努力，正是科幻化身世界文學殿堂乾坤一柱的契機。而這，也是中國科幻和華文科幻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