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刊《科學時報》(北京)2010/12/ 23

我和金濤兄1990年訂交,但早在1984年,就讀過他的科幻小說《月光島》。兩人訂交後,時有書信往來,偶而還會收到他寄來的新作。最近收到他的文集《歲月遺痕》( →→),對金濤的認識,算是更深入一層。

拜讀《歲月遺痕》之前,只知金濤是安徽人,北大地理地質系畢業,到過南極等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採訪,以科普、科幻知名,曾擔任科普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歲月遺痕》使我得以略窺其青壯時期的人生脈絡,異日如果有人研究金濤(相信一定會有),該書無疑是最重要的史料。

《歲月遺痕》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北京,2010),共414頁,分為「往事」(頁3~198)和「書話」(頁201~413)兩部份。該書沒有自序,以簡短的「後記」(頁414),說明將一些寫於不同年代的文章集結成書的緣由,末兩段說:

第一部份(往事)收入的文字,多多少少也折射了我的生命的一部份…尤其是我有幸經歷的一些事情,如今早已被泥土和岩漿壓成了沉甸甸的化石,也許我親眼所見的僅僅是一鱗半爪,隨著無情的歲月流逝,知道的人也就日漸稀少。

其中許多人如同劃過夜空的流星,消失在遙遠的天盡頭。我對他們的眷念越發深長,也迫使我想方設法盡早地把文字變成能抵禦時光之劍的鉛字。

本書的第二部份(書話)是退隱林下的收穫,它是偶有所得的感想,也是「我思故我在」的見證,僅此而已。

從中可以看出金濤對這兩部份的態度,雖然「書話」的篇幅較「往事」略長,但在金濤心目中的地位,顯然沒有「往事」重要。

《往事》
「往事」部份由15篇採訪或回憶性文章構成,幾乎都是珍貴史料,篇名依次是:嚴濟慈先生談錄、訪十世班禪、我師張景哲、巴金印象、隨吳曉鈴遊琉璃廠、他擁抱著南極──記海洋生物學家吳寶鈴、葉老與老葉、賈祖璋:中國的法布爾、胡風:一次夭折的報導、在魯迅研究室的日子、圍繞傻子瓜子的風波、戲劇家沒戲的日子、他長眠在南極冰原──記高欽泉、南沙溝訪楊絳、與恐怖襲擊擦身而過。以下筆者試著依據時間先後,簡介其中10篇,藉以理出金濤青年至壯年的人生脈絡。

金濤1957年秋考進北大地理地質系,同年張景哲返國任教,大四跟隨張教授做論文,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我師張景哲〉(頁64~73)以文學之筆,敘述張教授的道德學問和愛國情操;文中也透露,金濤畢業即被迫改行,未能從事他所喜愛的專業。文革後興起出國熱,張教授的三位在美出生的女兒相繼前往美國發展,接著張夫人赴美依親,最後連曾經發誓不再踏上美國一步的張教授也去了美國!文末藉著三次春節期間造訪恩師,將感傷的情緒一步步疊高,散文功力令人讚嘆。

文革時,著名戲劇家曹禺失去一切光環,〈戲劇家最沒戲的日子〉(頁157~164)敘寫文革時與曹禺交往的點點滴滴。金濤說:「依我看來,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後,我們根本不可能認識,更談不上有任何交往。」金濤以他擅長的白描,寫活了曹禺的滑稽突梯,也寫活了時代的荒謬。「不久,我開始了多年『最沒戲』的日子,離開北京,上了五七幹校,在廣闊大地掏大糞、啃地球去了。」四人幫倒台後若干年,金濤在人民大會堂遇到曹禺,這時他已恢復一切光環,「他老人家在人民大會堂大廳裡拄著拐杖,不禁令人想起在紫禁城裡騎馬。我們駐足相視約五秒鐘,大約是我太老了,他認不出我了,終於擦身而過。」

文革後期,金濤回到北京,供職新聞界,但心境茫然,苦悶至極。1975年10月周海嬰上書毛澤東,內容涉及魯迅書信出版及魯迅研究,毛親自批示「立即執行」,當年11月就設立了「魯迅研究室」。金濤與周海嬰相識,成為研究室的成員。〈在魯迅研究室的日子〉(頁137~142)就是敘說這段經歷。金濤負責編輯《魯迅研究資料》,及調查訪談,曾走訪茅盾、楊霽雲、曹靖華、蕭軍等,從蕭軍口中證實,1930年代曾抨擊魯迅的「狄克」,即張春橋。1976年10月,四人幫覆滅,「新時代的曙光,召喚我重回新聞戰線,我再也無法平靜地在書齋裡做學問了。」

金濤於1979年奉命籌劃《光明日報‧科學副刊》,同年2月間第一次到上海訪問巴金。金濤請巴金寫篇文章回憶生物學家朱洗,巴金欣然同意。1882年2月,金濤再次訪問巴金,請他為《中國科幻小說大全》寫序,巴金不肯,理由是:「我要為讀者寫出作品,而不是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巴金印象〉(頁74~80)描寫生動,是研究《隨想錄》時期的巴金的珍貴史料。

文革時期,著名科普作家、《鳥與文學》的金濤賈祖璋先生下放福建,1979年金濤因編輯《光明日報‧科學副刊》輾轉找到遠謫福州的賈先生,賈老應邀寫成〈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同年6月刊出。葉至善(葉聖陶之子)在《賈祖璋全集》序中說:「我們在報上讀了賈先生的新作〈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真是好題目,好文章…賈先生這篇小品同時吹響了科學普及的號角。」金濤說:「這篇文章也生動地反映了經歷十年浩劫的磨難,迎來光明的喜悅的賈老心情。」見〈賈祖璋:中國的法布爾〉(頁112~122)一文。

1982年11月,金濤在《光明日報》分6次刊出長篇通訊〈安徽滁縣地區大包幹生產責任制紀實〉,接著於12月20日刊出〈傻子和他的瓜子〉。〈圍繞傻子瓜子的風波〉(頁143~156)詳述這篇報導的前因後果。所謂傻子瓜子,是指蕪湖個體戶年廣久,外號傻子,他生產的瓜子以「傻子瓜子」為商標,由於品質優良,價格低廉,使得國營果品公司不得不跟著降價。這篇報導牽涉經濟改革的社資之爭,引起高層關注,以致鄧小平多次發表講話,才平息了由此引發的歧見。

〈他常眠在南極冰原──記高欽泉〉(頁165~175)一文,敘寫金濤1984年前往南極採訪報導的來龍去脈,既寫所見所聞,也寫高欽泉其人。高欽泉是中國南極事業開拓者之一,金濤生動地刻畫出高的形貌、聲口。途經紐約,高欽泉讓金濤出去看看,自己足不出戶,金濤寫道:「後來才知道,他隨身帶了大筆美金,是為考察隊採買食品和支付船隊停靠碼頭的費用…高老在紐約沒敢出門,每天守著那沉甸甸的保險箱。」然而,這位生龍活虎的山東大漢,卻因操勞過度早逝,埋骨南極。金濤以富有感情的筆鋒,寫下他的誠摯懷念。此文和〈我師張景哲〉,同為不可多得的懷人佳作。

1987年,金濤曾訪問錢鍾書夫人楊絳,〈南沙溝訪楊絳〉(頁176~181)即敘寫此事。當時《光明日報》有個不定期欄目「文壇漫步」,由金濤採訪。楊絳因翻譯《堂吉訶德》,獲西班牙國王頒授騎士勳章,金濤透過老友王逢振說情,楊絳才接受訪談。金濤來到沙溝錢府,錢鍾書先生前來應門,隨即退出書房未再出現。訪談話題圍繞著《堂吉訶德》,後來談及錢鍾書,金濤問:「您認為錢先生的成就主要是什麼?」楊絳反問:「你們認為錢先生的主要成就是什麼?」以沒有回答作結。

〈隨吳曉鈴遊琉璃廠〉(頁81~87)一文,敘寫與名教授吳曉鈴先生的一段往事。金濤於1988年主編《光明日報》「中華大地」副刊,得知琉璃廠文昌會館行將拆除,將地皮賣給外省企業單位營建高樓,於是和吳教授一唱一和,為文昌會館請命。螳臂當然難以擋車,「琉璃廠文昌會館夷為平地之時,亦是京華之內許許多多真古蹟消失殆盡,…這不能不說是文化的悲哀了!」

〈嚴濟慈先生訪談錄〉(頁3~48)是全書篇幅最長的一篇。金濤以對談方式,敘說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先生的一生,是研究嚴先生的第一手資料,也是訪談文學的典範。經由金濤事先規劃的提問,嚴先生縷述其家庭、求學、留學及歸國後的作為和遭際,附帶述及一些知名人物,處處可以做為時代註腳。訪談錄1991年寫成,1995年經嚴先生過目後發表,嚴先生閱後致函金濤:「所述全係平庸事實,一經大筆描寫,讀者不忍釋手。將來略加補充,作為我的傳記,更是美好幸福。」其實,這篇訪談錄正是嚴先生的傳記,金濤為傳記文學開創了一種湛新的體式。

〈嚴濟慈先生訪談錄〉作於科普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任內,「往事」部份的15篇文章,作於科普出版社期間的只此一篇。行政工作繁瑣,這是擔任「領導」無可避免的代價吧。

《書話》
「書話」部份共53篇,大多是些兩三千字的短文。金濤寫了篇「開場白」(頁201~203),說明寫作緣起,讓我們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說實在話,自從退隱林下,小老兒唯一的一點樂子,就是到潘家園淘書了。

隨手翻翻,偶有所得,便寫了或短或長的札記。不過,需要說明一點,也有的並非來自潘家園,或朋友相贈,或其他渠道,凡是涉及書的文字,我統統放進一個框裡,就叫做《書話》吧。

金濤說,「偶有所得,便寫了些或短或長的札記」,其實有幾篇只要略加擴充,就可發展成學術論文。舉例來說,〈亞洲腹地旅行記的序跋〉(頁212~216)一文,討論斯文赫定名著《亞洲腹地旅行記》中譯本的序跋。該書除了原序,還有徐炳昶的一篇序,徐是北大哲學系教授,其生平事蹟不難查考。至於跋,該書有篇「譯後記」,是譯者李述禮寫的,關於李的生明事蹟,始終未見學者探討。金濤給出答案,他在文末說:「李述禮先生對傳播科學探險精神,翻譯優秀的科學探險記的開拓性工作和巨大貢獻,至今未能引起科普界重視。」

再舉一例,〈望遠鏡和中國最早的科學小說〉(頁272~280)一文,只要稍加調整,就是篇上佳的科學史論文。我自1996年起業餘致力科學史,自信有此眼識。金濤發現,明末清初大戲曲家李漁(笠翁)的話本小說《夏宜樓》,「竟是通篇以望遠鏡為經緯,敷衍出一齣曲折離奇、令人捧腹的言情小說。」這個發現科學史界沒人提過。金濤又說:「據說望遠鏡傳入日本後,日本作家井原西鶴也寫了一部小說《好色一男人》,其中也有以望遠鏡穿針引線的情節,與李漁的《夏宜樓》相近,這也是耐人尋味的巧合。」金濤的發現,還可作為比較文學的題材呢!

以下再簡介三篇。〈書的命運〉(頁204~208),讀來令人莞爾。金濤在潘家園買到的舊書,有兩本是余秋雨送給一位日本人的,贈書地點分別是德黑蘭和新德里。經過查考,原來新千年到來之際,香港衛視策劃「千禧之旅」節目,探訪歐亞非古文明發祥地,曾經邀請余秋雨同行,這兩本書就是這時送出去的。金濤還買到一本《莎據解讀》,是作者送給一位知名藝術家的,竟也淪落到舊書攤。末了金濤說:「聚散皆是緣,人生如此,書也如此。我倒是由此悟到,從今而後,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書,自作多情地、傻乎乎地送給別人指正,免得日後在舊書攤上遇到它們,那可太尷尬了。」

〈近看不丹〉(頁383~384),是閱讀台灣女作家陳念萱《不丹的旅行者與魔術師》的讀書札記,文中竟然提到在下,金濤說:「好幾年前,台灣錦繡出版公司的老總張之傑約我編一本世界各國地理的畫冊,我卻苦於不丹的資料奇缺,國內似乎多年沒出過介紹不丹國情的新作。後來錦繡倒閉,尚在襁褓中的這本小說也就無疾而終了。因此之故,《不丹的旅行者與魔術師》引起我的關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陳念萱進出不丹12次,不丹並不限制外國人前往觀光,但觀光稅奇高,以價制量,自然環境得以維持,金濤有感而發地說:「不丹不但贏得喜馬拉雅山裡最後香格里拉的美譽,而且被公認為是全球低收入國家中老百姓最快樂的國家。這是值得研究的現象。」

〈中國勞工的「畫臉暴動」〉一文(頁385~389),開篇就說:「一本書引發遙遠的回憶,這是我的閱讀經歷時不時發生的事。」1984年,金濤前往南極採訪,任務完成,接著走訪南美,12月底到達秘魯(見「往事」部份最後一篇〈與恐怖襲擊擦身而過〉,頁182~198),曾訪問秘魯華僑史專家羅德里格斯先生,獲贈《畫臉暴動》一書。羅德里格斯告訴金濤,1870年華工不堪虐待,約時暴動,為了防止雇主識別,都畫了個大花臉,事敗有兩三百人被殺。海洋出版社出過一本《海外見聞》,收選歷代海外見聞著述而成,金濤偶而翻閱該書,看到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所記秘魯虐待華工的事,不禁想起在秘魯時的所見所聞。金濤寫道:「當年至少有十幾萬的中國勞工,…他們在秘魯的種植園奴隸般的遭遇,…我們華工的命運似乎被他的後人遺忘了,這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金濤兄和我年齡相若,我們都退休了。他退休後悠遊林泉,我退休後到學校兼課,我的課不考試,但一學期要繳交兩篇讀書報告。我常告訴學生,撰寫讀書報告,最重要的是:簡述所讀書籍的結構和內容,使未讀該書者亦可知其梗概,不必汲汲於發抒一己感想與心得。為金濤兄大作《歲月遺痕》寫的這篇雜文,就算是此一理念的自我實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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