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作家部落格

父親的神祕文物            ‧ 黃海‧

一九七四年二月的一個嚴寒深夜，父親以八旬高齡病逝永和租屋寓所。當時我們家境淒苦，我以而立之年猶半工半讀；父母親一生歷經憂患，貧寒悲酸，不曾過過豐衣足食的日子，晚年由我接掌家庭重擔，不需再像從前一樣為隔日的糧饗而擔憂，我也引為自豪。

                      （圖，黃海的父親黃則修，約攝於1965年→
父親身無長物，遺留下的四件泡過水的文件，最令人感興趣，其中三樣是當初來台原始文件，之前我們一直無緣目見，其中有一張較大的黑白生活照，背景是台中公園湖心亭，兩個面目模糊的人站在湖邊樹下，照片背後留有父親的題詞；這是我們認為奇怪神祕的一張照片。

 （註： 本篇文章內，未附此張照片）                                           

多年來，父親的影像始終以儒者的莊穆淡然，風雅耿介，長存我心。
由於我在大學讀的是歷史系，了解史料保存的重要。父親去世後，他的文物也成了無價之寶。 

水漬文件‧水洗往事

父親遺留的文水漬文件，相當於日治時代的「入台護照」，難得而珍貴。讓我追憶起辛酸的往事，一九六二年葛樂里颱風來襲，我們住在永和的新店溪邊，當時正待興建堤防，大片地區的房屋都已拆除夷平，只剩少數幾棟未拆的房屋鶴立，風雨交加之夜，我們逃往親戚家避難，第二天回來看到屋子倒塌，書籍、文件、家具都已遭殃。

                父親年輕時的留影就在文件照片上，但已浸蝕脫落，有的完全不見，有兩張還沾黏留下模糊影像，依稀可見父親穿著黑色唐裝、理平頭、土土的樣子。我後來請畫家朋友設法根據原圖重描，另繪一張大尺寸的畫像，重現父親年輕時的原
貌，於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光頭有如高僧大德的修行者，慈眉善目，神態安祥，跟父親晚年由我掌鏡拍下的輪廓，頂上發光，白鬍延伸嘴邊下顎，仙風道骨的形貌，是其來有自的。
                                      

我青少年時期曾經罹患重度肺病，父親許願神明讓我恢復健康，皈依一貫道，茹素二十年，我們一直以為他會活到人瑞之年；那時還沒有勞保、健保，我身為長子，家中沒有多餘的錢財為父親醫療，父親最後在家壽終正寢，卻我難以彌補的創痛愧欠。                       

                              
父親與我年齡相差半世紀，兩岸開放來往多年，種種原因，我無緣親訪父親生長的故土，未免遺憾，有關父親的前半生的身世，大陸家鄉的種種傳說，我們只能在父親的過往片斷的言語中試圖拼湊，對父親的認識是模糊而片斷的，就像父親殘留的文物一般。

父親在世時木訥寡言，很少提起家鄉的事情，偶爾有鄉親來訪，才會打開話匣子，用著我們聽不懂的家鄉話與鄉親聊天，平常都是靜悄悄的，父親與外人接觸言語不通，講的台語只有我們聽得懂，當然做不了生意，只能在家裡做飯帶孩子，我難免有自卑感。我們歷經日治時期、台灣遭受美軍轟炸、台灣光復、二二八事變、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白色恐怖，正所謂「天高皇帝遠」，加上父親在二二八事變後入了台灣籍，年已衰老，他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跟著母親到處討生活，多年來在貧困中掙扎，卻也安之若素，沒有惹上任何相關的政治迫害或麻煩，對於「芋仔與番薯」的恩恩怨怨，從不過問，我們只是邊緣人物罷了。我遺傳父親的個性，不善言詞，自然而然的，總覺得拿筆比說話更流利。



                                                                                                                                                              
                                                                                                                                                                
支那華僑 
基隆登岸                                              

父親的文物中，其中一本巴掌大、深藍色底燙銀的證件小冊，讓人引發思古幽情，封面上「台灣中華總會館」七個大字自右而左橫向以弧形排印，下有國民黨青天白日黨徽，直排「會員證書」四個大字，看起來有如國民黨的黨證，封底印著「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廿五日填發」，內頁印著自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起至十二月的繳費格子、簽收印章；中華總會館的組織章程，說明會員的信條是：發揮互助，破除地域觀念，共策僑運發展，凡執此證者得為全島任何地方會館的會員。
父親是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數月，就從海那邊搭船以「華僑」身份在基隆登岸到台謀生，沒想到時局變化，滯留台中，與母親結婚，生下我們兄弟姐妹三人。父親卻未能在台生根發展，舉家到處流浪，實在因為年事老大，謀生困難，家擔就交給了母親，直到我長大成人，再接掌母親的擔子，父親自己只能成為管家的頹廢書生了。

另一份有趣的文件：單張十六開大小的「臨時華僑登記證」，是由「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發給的，邊緣蓋著紅色的騎縫大印，上面寫著：

茲據台中地方僑民ＯＯＯ，請求臨時登記，
合行發給臨時登記證，以資查驗，此證

內文記載「姓名及性別」、「籍貫」、「現住所」是「台中市錦町三丁目四十八番地」，年齡「四十三」職業「人參行商」，除了印刷體文字，都是用毛筆填寫的，是父親的親筆字跡。還有一張有如支票大小的「上陸許可證」，背面印著「約束支那勞動人章程」，規定必須隨身攜帶，否則罰金五拾圓以下。

恍惚進入時光隧道看到父母親相遇之前的情景──父親以華僑身份搭船從基隆上岸登陸，當年民生凋敞，又是抗戰爆發之前，謀生談何容易，睹物思人，引發懷思，有著深刻的臨場感、時代悲涼感。當年的戰亂烽火，同胞在饑寒恐懼中掙扎求生，今人如何體會？

芋頭番薯‧追史探源

另一張夾在「台灣中華總會館」會員證的台中公園生活照，充滿了神祕，兩位主角不知是誰，其中一個光頭圓臉的人物，卻穿西裝、打領帶、戴圓邊眼鏡，面目已經模糊，另一人只剩下穿著唐裝的粗略影像，我希望是父親和鄉親合拍的照片，但父親從未提起有這等體面親友，照片後有父親謎一樣的題字：

富豪也嘆無米可炊…三少爺…
………台中一中…台灣民族…

兩句話，到了「台灣民族」四個字勉強辨識出來，其他則遭水漬浸蝕不見。文句有何用意？照片中的兩人是誰？成了神祕的謎。當年，忙於工作和課業，就擱置下來，沒有心情去思考破解。
一張「台中市戶口配售米購買證」卡片，可以窺見當時平民的生活困境，那是國共對峙的老蔣時代，也是八二三砲戰、八七水災以後的事了。卡片記載著「民國四十九年三月發給」，「太平碾米廠配售，10斤45元，5斤22元5角」。那時我家搬到台中市北區錦村里錦村巷，我罹患肺病，被送到台北松山的結核病院接受救濟醫療，貧民得以較低的價錢買到配給的米。記得那時天主教也在到發放麵粉，很多人吃完麵粉之後，就把麵粉袋拿來做衣服穿。我們因為米糧不足，父母和弟妹也跟著很多人到米粉寮去，撿拾斷落的米粉屑回家果腹；仔細推敲考證，距離那張父親神祕照片和題詞的年代，至少有十五年以上了，這是以我家搬離台中公園的時間去計算的。                                                                        

有個「老芋仔」這樣說：外省人綽號「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那裡就長在那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如果形容父親是一個「超老芋仔」並不適當，父親比老芋仔還要老，比一般台灣人來自唐山的祖先還要年輕，母親是「番薯」，我們兄弟姐妹三人，土生土長，一腔的台灣國語。我們一家人只是「不純的台灣人」罷了。
父親去世之後，弟弟檢視了父親遺物，真有啼笑皆非之感，說：

「我們變成…中華民國華僑在台灣的子弟唷！」

許多年後的今天，我以學歷史的敏感心思，追問弟妹小時候發生的事，逐漸追蹤拼湊出父親那張神祕照片的來歷 …
在台中上學的那些年，隨著父母親飄泊流浪，曾經搬到練武一巷、練武二巷、軍營巷住過，當時那一帶是軍眷區，道路兩邊都是平房，還是泥土路，每逢雨後泥濘遍地，前面兩個住處甚至沒有廁所，家家戶戶自備屎尿桶，以附近的一條大河溝為天然的倒泄處。

在這兒我初次接觸到外省同胞，窺見軍人家庭的生活，不管他們再窮，竹籬笆再簡陃，我卻羨慕有個不需繳房租的住家，父母為了生活奔波勞苦，房東來收房租時，常有窘迫難堪的場面，聽到房東下驅逐令，我於心何忍，小小的年紀油然而生悲憫之情，恨不得快點長大，以便扛起重擔。

住家離中山公園很近，父親常帶我到中山公園的湖心亭看報紙，也順便在傍晚時分去公園邊的汽車站牌等母親做生意回來，代她提包袱或米糧。我常靜坐在椅上或亭邊，肚子常有饑餓之感，也莫可奈何。我坐在湖心亭的椅子上，想像著自己就是搭船的旅客，在船艙裡或舺板上，晃晃悠悠，過過坐船的癮，湖水的光影如夢如幻，我們正在海中飄遊。
父親好像看出我的心思，打破我的冥想和自得其樂，說：

「你在想像坐船嗎？嗯，坐船離鄉背井或是逃難是很苦的！」

有一次，父親不小心把老花眼鏡掉到湖裡去了，沒錢再添新眼鏡，也無法再到湖心亭閱讀報紙，為此他常在中山橋邊徘徊久久，若有所失望著湖中倒影，也許巴望再在地上檢到另一副眼鏡。國破山河在，父親心頭何止抑鬱沈重，這時都六十歲了；正是我現在的年齡。掉到湖裡的眼鏡，就像父親沈入湖底的心境。

神祕留影‧永恆懷思                                                  

前幾年，弟弟查看小時候的日記，終於逐漸憶起，有一次父親帶他去公園，好像見到父親在公園的草地上檢到了一張照片，遇到鄉親，天南地北聊著，他還拿照片給弟弟看，講了幾句話，依稀記得父親蹺起大拇指說：

「這個人很了不起！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父親還拿了弟弟隨身攜帶的鋼筆在照片背後寫了幾句話，又講了一大堆有關「文化城」的由來故事，懵懵懂懂的弟弟，怎記得父親當年講了什麼詳細的內容。因為是拿弟弟的鋼筆寫的字，才禁不起泡水，父親向來都用毛筆寫字的。

原來父親沒撿回眼鏡，卻撿來照片；本來希望是某個重要人物與父親的合照，最後失望了。想起當年，中山公園原來就有很多兜生意拍照的照相師，以當時的家境，父親是不可能有錢去與人合拍照的，鄉親也都很窮，聚會之後，更不會時髦奢侈的去找公園照相師拍照留念，如果真有這回事，父親一定會說清楚講明白，用不著偷偷摸摸的把照片存放起來。撫今追昔，不勝唏噓，今天數位相機的泛濫和方便，豈是當年所能想像。

記得住在公園附近、練武巷一帶的日子，父親曾經禁不起兜售棉被商人的遊說，臨時向鄉親借了一百五十元買了一床棉被；父親臨終前，特別交代一定要找到鄉親還清。葬禮之後，我們家人藉著送骨灰到豐原的靈山寶塔之便，到台中市區找到父親的鄉親，完成父親遺願，還了差不多二十年前的債。

那麼，父親保存這張撿來的照片有何用意呢？影中人到底是誰呢？跟父親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大學讀歷史系時，正值老蔣去世，聽說蔣經國開始提倡研究台灣史，在這之前凡是過度沾惹有關台灣地方色彩的言論、文字，都視為禁忌，公開場合也不能講台語。多年後的今天，史料的豐富已非昔日可比，靠著歷史研究的好奇和衝動，再從父親遺留的若干手蹟著手，終於考證出這張謎一般照片的來歷…

一次偶然的閱讀，一本介紹林獻堂生平的書讓我靈光閃現，書中說：林獻堂出身霧峰林家，被稱為「阿罩霧三少爺」，富可敵國，才情洋溢，一生以爭取台胞自由平等為已任，領導台灣知識分子從事文化抗日，與蔣渭水等人組成「台灣文化協會」，台中市也被譽為「文化城」，他是台灣民族運動的先覺者，捐巨資創辦台中一中，但在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日本投降前兩年，由於日本統治者實施嚴厲的配給制度，林獻堂的日記卻載著：

昨夜無米可炊

父親遺留的神祕照片，一定是林獻堂與某位要人在中山公園拍的照片掉落了，父親撿到，又與鄉親談論時局，一時興起在照片背後題了字：「富豪也嘆無米可炊…三少爺…台中一中…台灣民族…」至於中間斷裂的文字，也就呼之欲出，隨我去想像揣摩父親的心意，應該可以完全填充好字謎了。

發現了謎底，讓我有如受了電擊一般驚喜莫名。

哦，我正是出生於林獻堂所寫日記的那一年，只差幾個月哩。
想起林獻堂，想起自己的父親…
在我的心幕上，不得不把兩人的影像交相疊印併列一起，虛擬他倆曾經在那個多難的時代，在台中公園湖心亭前面留影，他們都是我永遠尊敬的人，都曾在歷史裡銘印。（完）

   〈後記〉

我四、五歲有記憶的時候，大約台灣光復之後，常聽到父母親說起，身上有幾萬、幾十萬元的紙幣，買東西卻要用「萬」去計算，家裡三餐非常儉省，常常吃稀飯度日，以蔥炒鹽當配菜，這也是當時家家戶戶的常態。父母親曾告訴我，在我出生的那幾年，家裡曾經富有過，我一直不了解，何以有錢卻過困苦日子？到了國民政府遷台，四萬元改換成一塊錢，我們更是一貧如洗，始終在窮困潦倒中討生活。
 
在我幼時粗淺模糊的印象裡，那時通貨膨脹嚴重，如果沒有不動產或囤積物資，手中的錢就很難保值，就算有錢也是虛有的紙張罷了。從那時起，我家成了難以翻身的貧戶，直到我踏進社會做事以後才漸扭轉局面。最近，老友黃瑞田老師寫碩士論文研究我的作品，對我童年時「有錢卻窮苦」的情景，跟我一樣難以理解。他的論文完成後留下了疑問，我終於在父親的文物中找到了答案。
本篇「後記」，做為正文的補充和註解。 

                                  （本文獲2005年台中市「大墩文學獎」散文獎）

↑ 照片1970年，黃海參加僑聯總會同事的阿里山旅遊，與父親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