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人鍾理和與我的時空因緣 ‧ 黃海‧
前記：秦漢主演的電影《原鄉人》即是敘述台灣鄉土文學作家鍾理和一生的故事，我曾與鍾理和的公子鍾鐵民有幾面之緣，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溫文爾雅，堅毅自信的神色躍然
臉上。本文發布前，右上圖鍾理和照片，電話中獲鍾鐵民授權。→林海音女士在〈追憶中的欣慰〉一文（為《鍾理和全集》出版而寫）中說：「大部份的文友，都沒有見到理和，（只有廖清秀見過他）儘管在他的生前，與作家『交往』得那麼密切，那麼知己。」這是說，鍾理和這位令人祟敬的台灣新文學作家，去世多年後被發掘揚名，有幸在他生前與他見過面的人，非常少；然而，我卻與與鍾理和有著一段神祕的時空因緣。
←圖，1959年攝於俗稱的「松山療養院」（位於南港東新街，正式名稱為「省立台北結核病防治院」），黃海時年16足歲，背景為醫院中庭花園，從圖片可見醫院建築是木造二層樓房，黃海比鍾理和晚十年在此住院；下面另一張照片背景更清楚。此醫院已於1962年拆除，另於台大醫院後方改建，多年後改為慢性病防治中心。有關黃海與病魔奮鬥求生的經過，在自傳散文《尋找陽光竹旅程》一書詳載。
以下圖片珍貴呈現當年醫院的樣貌，和我的醫院生活片斷。本篇文章 〈原鄉人鍾理和與我的時空因緣〉的正文，開始閱讀：
「跨越兩個時代，足跡遍臺灣、日本、大陸北方，一生貧病潦倒而默默筆耕的鍾理和，死後才被發掘是臺灣作家群中的一顆彗星。」
這是張良澤先生在編纂的「鍾理和全集」的總序中，所作結語的一段話。他又說，鍾理和雖然身處殖民地，飄泊潦倒，卻能獨自地默默自修寫作，堅持文學立場，投稿掙扎，從不以文學為安身立命的工具，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從不以日文寫作阿諛奉承。「因此，無論戰前或戰後，都很少人知道他，但凡知道他的人，無不喜愛他、欽仰他。」
以上這些話，實可作為鍾理和一生的寫照。許多年來，對於鍾理和先生，我一直有著無限的尊敬、懷念與景仰。
在我人生旅途中的某一段時光，有一次意外的時空交會。如果說鍾理和是「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我卻是「從血泊裏站起來的筆耕者」。
追憶往日時光
鍾理和在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廿七日住入松山療養院，切除七根肋骨，治病三年餘，肺病仍未根除，在貧病苦痛中掙扎，終其一生。四十九年八月四日逝世後，聯合報副刊曾刊出追悼文字，那時，我以十八歲的稚齡，初一輟學已有三年，住在鍾理和以前住過的同一家醫院裏，我是在得病兩年後，於四十八年三月廿七日住院的，療病之餘，也參加文壇函授學校的小說班、小說研究班，開始從事小說習作，對於鍾理和的逝世，我只能以我不成熟的心智去了解他，景仰他，並去細讀他的作品。
鍾理和寫的有關住院生活的作品，對我尤有親切感。我想，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了解這部份作品的時空環境和寫作心情。和他一樣，我也同樣在這家醫院住院三年，動過大小五次手術，包括他所動過的兩次手術在內。只是我差不多比他晚了十年而已。
那時，我不自量力的試投過一篇在函校得高分的一萬五千字的小說「維納斯的嘆息」給林海音女士主編的「聯副」被退，自然對於「聯副」上面所介紹的鍾理和身世及其作品，相當注意。我多麼渴望自己的作品被發掘發表，或是得到編者的回信勉勵，結果我只能責怪自己不爭氣，努力不夠。
鍾理和悲劇性的一生，他熱愛寫作，於病苦中仍勤於執筆，奮鬥精神，確實引導我、光照我，使我在寫作的道路上奮進不懈。１９５８年，我在臺中，尚未知道鍾理和其人，也還未來臺北住院時候，在家療病寫作，痰中帶血，而仍伏案苦寫，已習以為常，那時，我不斷的寫，不斷的投，也不斷的接獲退稿，除了第一篇三百字左右的「回憶」散文，刊登在臺中「民聲日報」引起我寫作的興趣以外，數十篇投稿，全部被篇篇退還，差不多天天都可收到退稿。有一次我去郵寄一篇稿子，鮮血從肺部爆炸一般的泉湧而出，嘴巴來不及吐出，竟從鼻孔噴灑出來，我靠在樹幹邊，鮮血染紅了溝渠和溝邊的綠草，我像重傷的野獸一般，踉踉蹌蹌的走回家。在這之前，我曾於四十六年秋，在彰化八卦山上的療養院住過四十天，對於肺病大吐血已司空見慣，還沒見過吐血而死的病人。平常勞累，自己也會有小小的咯血，根本不當一回事，這次大吐血實在嚇壞了我。如果沒有母親的奔走，她以一個不識字的女人，打聽到可以申請臺中縣政府補助的免費住院醫療，我也不會在四十八年住入松山療養院。
當時，我的病可能比鍾理和還要嚴重，左肺部的空洞大如雞蛋，病情記錄原本為一、二、三、四、五級，我被列為最重的「五」。住院一年多，夢想開刀， 便可恢復健康，卻連開刀的「資格」也有問題，臺中縣政府的免費住院醫療補助，只有一年，我在醫院中苟延殘喘，醫藥和伙食都被停掉了，幾乎陷於絕望無助之中，鍾理和多多少少給予我啟示。一個十八歲的少年，必須在死亡邊緣確立自己的人生取向：我只能把自己的餘生貢獻在寫作上，發一點光熱，便算不虛此生，人人皆有一死，有人命長，有人命短，既然我的命短，也就認命了，我所能做的只有寫作，能寫多少便算多少。
「肺病的悲劇，肺病人的苦惱。在疾病自身者少，在患病之後而引起的心理的和環境的變化者多。有大決心、大勇氣的人，庶幾能安然渡過，但病好之日，也許只剩兩袖清風，孑然一身，反之者，則就可悲了！」（「鍾理和日記」頁六七）鍾理和因病，將僅有的產業變賣一空，負債累累，窮苦潦倒，不堪想像。當時我家沒有產業，無可變賣，比他幸運的是，政府的福利設施照顧貧苦病患，雖然縣政府補助中斷，後來關懷我的醫生，為我申請防癆協會的手術補助，得以苟延，以迄出院。
我從1957年發病，兩年後的三月底住院，一住三年，五次手術，到1962年出院，在家繼續療養，1964年春天，才拖著不太健康的身體，踏進社會做事，前後已耗去漫長的七年時光，在我十五歲到二十二歲的寶貴黃金年華，正應該在人生旅程中打下學業、事業的重要基礎，而我，只能利用病魔在身上折騰之餘，所留給我的一點時間、精力，從事讀書寫作，沒有極大的毅力、耐力和信念，是無法忍受得住痛苦，掙扎渡過重重難關的。我不但要克服內在身體的敵人，還要對環境作戰，我是長子，父親年老，一向由母親獨負家計，是時代、是機運，使我比鍾理和幸運，能在血泊裏站起來，一一擺脫疾病、窮困、失學、失業，更進而代替母親，肩負起全家的生活重擔，使得風雨飄搖的家，漸漸穩定，也創造了小康之境。然而，我必須在病後的十數年之間，撐著浩劫餘生後的衰弱身體，不斷辛勤的熬夜苦讀、勤寫，白天也利用公暇讀書寫作，以彌補少年時代七年時光的巨大損失，而綿延七年的身體虧耗，永遠再也無法恢復了，一生之中永遠孱弱，必須加意的保養，才能使疾病不致復發。
重回鍾理和的世界
攝於1959年夏天的圖片，左起：病友王伯仲（帥哥）、忘名、黃炳煌、廖征亮（師大附中）、洪思義（台北工專）、陳一人（政大新聞系）。很多失憶的名字，在我重寫本文時喚回。照片的背景建築更清楚。
「松山療養院」是日據時代的名稱，當年得肺病等於是絕症，只有療養一途，這裏環境幽雅、花木扶疏，山明水秀，如果不是罹病，住在這裏，真會有人間仙境之感。它和外界幾乎隔絕了，當時的觀念，有肺病必須隔離休養治療，也只有有錢的人才住得起醫院。
這家醫院在鍾理和住院期間已改為「省立臺北結核病防治院」， 地點是屬於南港鎮（之後劃入台北市），因為靠近松山，日據時代的名稱就一直沿用。而以「松山療養院」聞名，「防治院」反而不大有人知道，寫信即使不寫正名寄到松山也可以收到。直到1962年，我出院不久，它已拆除，另在臺大醫院後面改建大樓，將門診部與住院部門合一，在此之前，診部設在臺北市青島東路，住院則在南港。
我住院的時間晚了鍾理和十年，醫藥、醫術，都比他的時代進步，當時院方的政策是，事先必須經過臺北市青島東路門診中心審查選擇，對於有臨床治療價值的，尤其是年輕或病情適合開刀的，才准予住院，除了兒童病房人數我不清楚，南港結核病院共有一百一十個床位，當時可說是全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結核病醫院，一般病人要來此住院，實不容易。
鍾理和的日記上說：「病，使我失去了友人。」（頁七一）不論在心理上、生理上，有了肺病，隔絕在這裏，確實是相當痛苦的，在我是少年失學， 也將失去將來謀生的技能，失去許多學校同學朋友。記得小時候母親曾說，算八字的先生曾警告，不可以惹事生非，我十五、六歲的時候將有牢獄之災，事後回想，原來就是被肺疾所困。病人「已經是和社會斷絕情緣了，於是在我們周圍築起了一道牆，隔開來，牆內與牆外是分成兩個世界了；這裏有著不同的生活、感情、思維。而牆前圍植的如帶的一環尤加利樹林，則不但加深了兩個世界的距離，而且愈見其函邃和隱約了。」（頁七七）在同一醫院的三年住院生活，讀他的日記，起了深心共鳴，熔入他的感受，兩人的心境變成一人的心境，即使多年後，讀他的日記，再加以回憶，仍有身歷其境之感。
被隔離的傳染病人，常遭受歧視，有時病人稍為走出門口散步，馬上會被警衛喝斥召回，不管有錢沒錢，住在這裏就等於是「病犯」， 要就不住進來，在家中隔離治療，只有自己家人知道，親友也難免害怕。我曾在門口與病友閒聊， 看見行路人走過，掩鼻而過，生怕我們的結核菌散播感染到他身上，我們對於這種情形，幾已麻木不仁。但是，只要我們脫卸病人衣服，向醫生「請假」，取得「假條」，交給警衛，走出醫院，上街去逛逛，也沒有人知道我們身上所得的不可告人之疾。學生開「假條」時，通常會考慮到病人的病情，給予適可而止的外出時間，大概請假一天半天都？？？？有請假回家半個月的記錄。
當時的觀念還相當封閉，醫學還沒有克服這種病人，人人談疾色變，聽到某人得肺病，人人敬而遠之，得病者也盡量不讓人知道。同是住院的患者，每月要驗痰一次，查看痰中有無帶菌，那些無菌者會儘量避免與帶菌者接觸交往，病情輕的也會歧視病重的。病人身心所遭受的折磨苦痛，絕非身歷其境者所能想像。
時光隧道裡，感同身受
（照片背面題字）
褪色的是筆跡，不褪的是記憶。↓ 這裏雖然與工廠、火車道相距還遠，空氣中還會有看不見的煤煙混在裏面。在寂靜的深夜，火車的咆哮喘息，更會擾亂失眠者的安寧。
這是另一個世界。鍾理和說：「我們由淹映的樹縫間望出去，人們即在咫尺，由那種我們失去了的生活、人情、恩愛、太陽、事業，不斷向我們招手。」（頁七七）我常常會在夢裏回到這個世界，這裏的芳香草木，波平如鏡的小湖，高大的椰樹，蒼碧的後山，曾是我少年時期生活了三年的世界，但在夢魘中驚醒，所能回憶的是一張張蒼白的臉，掛著白色口罩的醫生，護士和病人，夢見自又咯血了，夢見胸口的手術疤痕再度爆開，湧出膿液和痰血，三年與世隔絕的囚禁生活，多少人事發生
了，多少感受深烙在心靈深處，形成永不磨滅的記憶，形成對於生命安全、生活環境的恐懼，生怕又回到那貧病交迫的世界。「清晨，病人吐出來的痰中，有點點黑漬，這是工廠和火車的煤煙，病人由空氣中吸進去的。這是唯一還和我們有接觸的現實，但也祇如此而已，它的意義不會再大，也不會再小。」（頁七七）這些經歷，我都感同身受。我只能藉著書信與外界有所往來。由於身體衰弱，也養成我愛在床上看書寫作的習慣，稍為有點精神，便用一塊只比六百字稿紙稍大的木板上舖在床上，人則坐在床邊的椅子，把床當成書桌，寫作小說，通常看書都是半躺在床上，以節省體力。身體的缺陷，使我這一生永遠沒有辦法與常人一樣做吃重的工作。
圖：兩位病友阿姨，右邊于幼萱，左邊忘名，背後不遠處即是大門，有門禁管制。如果她們健在，應該83歲左右了。↑
兩個時代，不同命運
不同的時代，造成不同的遭遇。
從醫學方面來說，鍾理和當時還在使用人工氣腹，壓縮肺部空洞，使空洞縮小，作物理治療，這種方法已相當落伍，經證明無甚大效果，我那時已廢棄不用。至於胸廓成形術（切除肋骨，壓縮病肺，使細菌停止活動），鍾理和那時可能還在嘗試階段，一般人對於動手術仍相當害怕，此，鍾理和要在日記上交代後事，他所提到的林新澤醫師，我也認識他，我住院時 圖：病友小妹照片，忘名（想起來─她叫黃月玲），背景建築更清楚。↓
他是院長，
聽說林醫師自己也因病動過胸廓成形術，醫師曾來勸鍾理和開刀，從鍾理和的日記顯示，鍾理和對開刀的疑懼甚大。
對於手術的觀念而言，我那時與他完全相反。我來住院之前，已先填妥手術志願書；我以為只要動過手術，我便可恢復健康，過著正常人的生活，住院後，醫生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才決定動手術與否，我是迫不及待的盼望能有「資格」被醫生選上，送上手術臺去。
我那時對於胸廓成形術已有清楚的認識，做手術的危險性低，但手術後不見得可以使病轉好痊癒。至於切肺手術則是1955年以後該院才開始實施的，它是將病肺摘除，斬草除根，切骨手術則是將肋骨切除，壓縮病肺，讓病菌不再活動，兩者相較，切肺之後復發率低，但手術危險性大。鍾理和的時代既然切骨不保證可以痊癒，高難度的切肺手術也不普遍，即使可以切肺，也必須審查病情是否適合切肺，才可施行。因此，像鍾理和做了切骨手術以後，就得靠醫藥加以抑制，營養與休息輔助，使其康復，當時，他的物質環境與我差不多，但醫藥及手術的技術，卻比我的時代落伍，我在手術後靠了某些新藥，得以抑制細菌，不再復發。
再說，若沒有縣政府給予我一年的免費醫療，還有防癆協會的手術補助，我根本沒法來這裏住院，我比鍾理合幸運的是，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得到政府的照顧，還有醫藥及手術的進步，這些條件，都使我得以死裏逃生，戰勝疾病，一直到今天，我已六十出頭，除了體力較弱、怕感冒、不適合粗重工作之外，我活得好好的。
筆耕者的感嘆
林海音女士在1964年十月的「臺灣文藝」中發表「一些回憶」，她說：「理和死後，他的長子鐵民給我來信說，父親臨危遺囑，要肇政和我替他整理著作，望能出版。肇政也給我寫信說，他祇有熱情，沒有辦法；
不知怎麼做。我說讓我們試著做。因為一個人臨死時的
遺囑，我們應當注重，何況理和一生熱愛寫作，這是他最始，也是最終的願望，這個願望，難道太奢侈？不！」接著組織了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由大家分別募捐，籌足費用，出版了「雨」和「笠山農場」。（見「鍾理和和全集」總序）。
圖：左起王伯仲、陳一人與我，醫院大門旁草地留影，背後可見鐵絲網，陳，與病友朱ＯＯ戀愛結婚，幾十年後與我邂逅；家庭美滿。→
一位畢生奉獻於文藝創作的作家，到他死後，作品的出版，遭遇到如許困難，更別說生前辛勤筆耕所得待遇了。文人都恥於談錢，但又不能不顧生活問題。熱中於創作，只有使自己更窮更苦，鍾理和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因為「笠山農場」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第一名缺）文名大噪，這本書他卻無力出版，後來在鎮上謀得代書工作，雖與創作旨趣相違，仍堅持到四十八年健康大損後辭去。張良澤先生說他『一生遭遇坎坷，備嘗人間疾苦，雖如此，始終不放棄文學創作的熱忱與執著；也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更具深度。他真不愧為認真生活，認真創作的中國作家。陳火泉先生稱他為「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實在是最恰當不過了。』
我們冷靜地來思考鍾理和生活的年代，便可了然於造成鍾理和悲劇命運的原因。他的學歷是日據時代的小學高等科畢業，再加上一年半村墊（讀漢詩文）而已，因為他的第一篇習作「雨夜花」受到同年的異母兄弟鼓勵讚賞，便立志走這條艱苦的道路。我無法完全理解鍾理和決心走這條路，是否希望藉由寫作而謀生，他在二十四歲離家出走，赴東北，入瀋陽「滿州自動車學校」習得謀生技能，可見他並未以寫作做為安身立命的工具，他從民國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二十餘年間，不論生活多麼艱苦，從未有一天放棄文學。
我於1964年我在一家民眾團體謀得編輯一職，自此以後，我即以編輯、寫作為生，並肩負母親交下的生活重擔，十數年來，父母先後去世，妹各自成家，我且半工半讀，不斷自學奮鬥，到大學夜間部深造，以彌補少年時代失去的一切，相形之下，與鍾理和悲苦的一生對照，我實在太過幸運了。當1960年十月， 我施行第一次手術失敗，眼見生命無望，便決心走職業作家的道路，我自己明白，不管病好不好，我絕對不能從事勞力工作，而腦力工作只有筆耕一途。一個十八歲的少年，恰在鍾理和逝世不久，燃發了筆耕的堅決意思，為自己喊出了一句話：
「沒有不能走的路！」
從血泊中，我站起來。但在今天，回顧鍾理和的一生，能不感慨萬端？
若果鍾理和以文學做為安身立命之所寄，誰能非難他？我是受了身體條件的限制，才不斷筆耕。我只是個業餘作者而已，在鍾理和的時代，和此後的年代相比，台灣的文化事業，筆耕者的待遇，實有極大差別。但某些問題依然存在，作家的收入只比鍾理和時代好些，能夠倖存的職業作家，寥寥無幾。鍾鐵民在1976年八月十日致書張良澤，在他收到遠行出版社為出版「鍾理和全集」協議書後，覆張良澤的信中說：「稿酬，我不計較，只要先父作品能問世，又是如此完整，就是不給一文錢我也答應，還要謝謝人家呢！」文人背後的辛酸幾人能知？
即使在1960年代，作家要出版一本書，仍是相當奢侈的想法，據我所知，有些出版社，替作家出書，要作家倒貼錢給出版社，並且版權（等於是著作權）歸出版社所有。比起鍾理和時代，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數十年間，作家發表作品的園地更寬廣了，稿費也漸漸隨物價提高，不少業餘作家靠寫作支撐貼補家用，但是人口爆炸的影響，各行各業皆擁擠，除了極少數作家，能夠名利雙收之外，一部份即使已經成名的作家，難保寫作事業一帆風順，除非他不靠寫作維生，有別的經濟來源，寫作只是當副業或消遣。跨進21世紀以後，作家這個行業又漸沒落。
↑
圖：醫院以湖為界，成了天然的圍牆，坐我左邊的叫桑根山，好像是退役軍人。另一位病友在釣魚。當年南港東新街一片荒涼。從公車站下車，走路要20分鐘才到此，沒錢走路，有錢就坐三輪車。今天此地都已蓋滿房子，令人不勝噓唏。
作家要有兩條命
歸根結柢，如果鍾理和多活二十年，可能享受到經濟繁榮、醫藥進步的實惠，以得到一般成名作家應有的禮遇，生活也不致於這樣淒慘，至少稿費所得也可有助家用，但絕不能保證生活舒適優裕。
從1960年代迄今，文壇崛起而又沒落的作家，不知凡幾。文壇上也發生了不少變化，初期如鍾理和全憑才氣，而無學歷的作家，曾經盛極一時，迄1970年代以後，台灣新生代掘起，不但會寫，本身也有深厚的學識基礎，不少是留學在外的，在台灣文壇發光耀眼。是大勢所趨吧！臺灣光復幾十年來，先是政治的安定，再是經濟的繁榮，又是教育學術的普及，種種環境變化，促使各行各業都在競爭進步，文化出版業也不例外。
後人享受到前人努力的果實，在文學創作上有前人為鑑，為取法的標準，並再求新求變，求精進，於是，不管質和量方面，都不斷的在提高水準，作家的待遇曾經比鍾理和時代改善不少。
1960-1970年代的作家只要會寫，便可立足，當時文壇一片荒漠，之後，新一代已經起來，老一輩作家沒落，這是大勢所趨，只能怪時代了。 當年我忽有覺醒，為了在未來的時代生存，於是再回學校去讀書，增加自己的知識能量。時代的變化太大了，我當初住院時候，立志做一個職業作家，實因健康條件所迫，又對環境認識不夠所致。
作家作品不發表與出版機會，在上世紀中葉以後均較鍾理和時代更勝一籌，大致不會遭遇到「笠山農場」得獎而不能出版的情形，甚且可以要求版稅、稿費，銷路好，還可以發一筆小財。直到本世紀初，文化出版受到電子媒體的影響，再告衰竭，文人的處境幾乎又回到鍾理合的時代。
像鍾理和「寫了半輩子原稿，至今仍無一定地位。現在寫好作品之後，每每有無從投遞之感。」（陳火泉：「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這種情形在今日又告重現，卻是來自電子媒體的進步
我遂有一句名言：「作家要有兩條命，一條命工作，一條命寫作。」（完）
黃海註：本篇文章主旨原是在紀念鍾理和，原文發表於《台灣時報副刊》1978年2月24日、25日，2008年重新整修改寫，修改某些過時的觀點，配上當年的照片，恍惚又回到半世紀前--有如世外桃源的醫院，有關個人成長奮鬥歷程，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讀《尋找陽光的旅程》一書，九歌出版，獲1995年中山文藝獎，〈大甲往事：鐵砧山下，赤腳童年〉即是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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